“富田事变”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暴动事件

“富田事变”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暴动事件

富田事变这乃是我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历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戴向青撰写的两篇论文——《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与《“富田事变”考》（以下简称为戴文），对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暴动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主张自1927年4月起，AB团已不复存在，故肃反行动中对AB团的打击根本就是错误的。然而，这些观点尚有待进一步商榷。

一

富田事变，其起因与肃反运动中针对AB团的打压密切相关。欲彻底弄清富田事变的真相，便有必要深入探究AB团的问题。

“在民国十五年底，共产党掌控了江西的党务，干预民运，而我因党团运作不得其法，陷入了无所依傍的境地。当时，我被派为中央特派员，对此感到极度焦虑。恰逢蒋介石从广东迁至江西，我便向中央几位常务委员请教，寻求解救危机的方法。不久，中央赋予使命，我便仿效其他组织的忠诚同志，着手在本省组织忠诚同志，与之共同对抗共产党。于是，我与程天放、周利生、王镇寰、洪轨等同志一道，成立了AB团，取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意，团结广大同志，投身反赤斗争。”（《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期）因此，AB团堪称代表豪绅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势力，成立于1926年底，由段锡朋等人创建。其宗旨唯有拥蒋反共、破坏革命、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AB团的创始人程天放、洪轨、王镇寰等人各自为政，与段锡朋分道扬镳，从这一点来看，昔日的AB团实际上已经解散；然而，在昔日AB团的成员中，仍有部分人始终与段锡朋保持亲近，受其影响，并依赖其势力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这亦是事实。后来人们所说的AB团，实际上是指这批人及其在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行为。”陈先生接着描述了自“四二”事件之后，AB团与改组派在江西的斗争态势，以及AB团如何在陈果夫的支持下重新掌控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并在后续的激烈斗争中再度被推翻的历史经过。这充分表明，自“四二”事件之后至1934年之前，AB团在江西省国民党上层派系的斗争中始终未曾停止活动。以段锡朋为首的AB团，无论怎样变换身份，但终究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为蒋介石效力。（详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期，第141页）

AB团的活动不仅在上层层面作为拥蒋反共的工具而持续进行，即使在基层，其影响也从未消歇，尤其在段锡朋的故乡赣西南地区更为严重。刘九峰在回忆录中提及，AB团的领军人物段锡朋紧随“蒋总司令”的脚步，窜至南昌，旨在巩固拥蒋反共的势力，便从教育界挑选了一批思想落后的教师，在社会上寻找投机分子以及志趣相投的同乡，通过封官许愿、招兵买马来壮大AB团的骨干力量，并组建起反共的核心领导层。与此同时，他们亦将触角伸向各县，将当地的豪绅、地痞流氓以及反动武装等视为拉拢和发展的对象，从而为AB团构筑了坚实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详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2期，第23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亦收录了大量关于“四二”事件后AB团在江西，特别是赣西南地区活动的史料。据此，代文所述“四二”风暴“摧毁了段锡朋等人组织的AB团”，认为其“寿命不过三个月”，与历史事实不符。

“1930年10月13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攻下吉安，在缴获的国民党警方文件中，朱德发现了关键证据，证实该地区部分共产党军官实则系国民党特务，属于所谓的AB团。朱德和毛泽东曾与这些人有过交往。此外，他们还截获了蒋介石部署第一次‘围剿’的作战计划，该计划不久后便付诸实施，对毛泽东和朱德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发起了进攻。”

“曾在陂头召开了一次规模达两万人的群众公审大会，公审后更是处决了两个AB团的组织者。然而，鉴于当时急需全力攻克吉安城，以实现赣西南苏区的连片，我们未能对反革命势力进行更深入的肃清。随后，主力红军内部亦发现了AB团的破坏活动，于是展开了肃反。在这场肃反中，甚至涉及到一些地方省苏部长级的人物，其中不乏AB团成员。总前委考虑到这一情况，为巩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便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决定派李韶九率一个连队前来富田协助地方进行肃反。”（《回忆中央苏区》P17-18）

通过以上众多引文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红军攻克吉安之后，于敌方文件中揭露了AB团企图渗透我苏区和红军内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阴谋。与此同时，在敌对斗争和推进土地革命的进程中，我们内部亦发现反革命分子和AB团的破坏行为。鉴于当时红军及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总前委的职责，决定整顿内部秩序，清除反革命的破坏与扰乱。鉴于军情紧迫，敌人即将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即将来临，做好政治上的充分准备显得尤为必要和及时。因此，攻克吉安之后，总前委作出肃清反革命、打击AB团的决定，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二

关于富田事变的爆发及其全过程，众多身处其间的老一辈革命者对事件的回忆均较为契合。在此，笔者特引用直接参与其中的曾山同志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以深入分析和确定富田事变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曾山同志在回忆录中提及：“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同志率领一支红军连队从东固前往富田，协助江西省行委开展肃反工作。李韶九同志抵达时，携带着总前委的指示信，该信由我本人与陈正人同志共同接收。”信中明确指出，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均涉嫌为AB团成员。鉴于敌军首次“进剿”的反动势力已逼近苏区边界，局势紧张至极，指示我们立即解除他们的职务，并实施监视。省行委随即同意了总前委的提议，决定暂时免去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人的职务，并进行审查监视。同时，决定由陈正人同志带领一个排前往河西特委，传达总前委的指示精神。

随后，总前委特地派遣了古柏同志前来省委，以协助开展肃反工作。古柏同志抵达省委后，李韶九同志便率领一支队伍前往。东固寻求二十军政委曾炳春与军长刘铁超的商议，意在红二十军直属部队内开展肃反运动，并计划对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实施逮捕，以便审查。然而，这一过程中，始料未及地发现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亦属AB团成员。刘敌与李韶九同乡，李韶九虽与他有过谈话，却未将其逮捕。刘敌返回后，竟煽动全营战士称李韶九为反革命，声称他已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逮捕，并预言自己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随后，刘敌率部进攻军部，释放了谢汉昌，并逮捕了刘铁超。紧接着，他们又捕捉了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与李韶九。面对局势的恶化，政委曾炳春选择离开部队，返回家中。李韶九被捕后，成功说服看守的卫兵放行，逃至君埠街，向毛泽东汇报了二十军部分部队发生的暴动情况。谢汉昌与刘敌率领约四百人的直属部队，于夜幕降临之际直奔富田，趁其不备缴获了省苏警卫连的武器，包围了省行委及省苏机关，释放了包括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二十余位被关押、审查的人员，并下令逮捕了曾山、陈正人、古柏同志。曾山与古柏同志在枪声中巧妙脱险，曾山同志回家暂时躲避，并向当地党组织说明了情况；古柏同志则从兴国赶至宁都黄陂，向总前委汇报了刘敌等人的反革命暴动事宜。

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被刘敌、谢汉昌释放后，即在富田召集群众大会，高呼“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恶毒攻击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 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P329）当红一方面军一部赶来营救时，段良弼等已由泰和罗家圩渡过赣江，并把红二十军两个团也拉到了河西。他们沿途到处张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的反动标语。接着以永阳为中心控制了河西各县。这就是富田事变的基本经过。

事件远未平息。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一众人物，决非代文所宣称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背离红军宗旨，引导部队转向河西，事态随之愈演愈烈。他们在永阳非法设立“江西省行委”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通缉令，追捕曾山、陈正人等同志。他们还假借行省、行委、省苏之名，通过地方党部与苏维埃机关，对红军实施封锁，并派遣人员四处散播谣言，煽惑民众，意图让红军与民众疏离，以期让我军首次反“围剿”的战斗功败垂成。更甚者，他们采用各种下作手段，伪造信件，企图挑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的关系，试图从内部分裂革命队伍，削弱革命力量，发挥敌人无法替代的破坏作用。

段良弼等在河西，以是否反对毛泽东为界限，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包围了第三分校，并派人游说分校党委书记陈东日同志参加打倒毛泽东的反革命活动。陈东日拥护毛泽东，反对他们的反革命分裂活动，于12月16日率学生突围，后又写信给总前委和周以粟同志，揭露段良弼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段等立即派了受欺骗的肖以佐、曾觉非指挥不明真相的红军赣西独立师第一团一个营分三路追击。陈东日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严重后果，仅仅掩护退却，避免正面作战。结果一部分学生被杀害；一部分学生被逼到横江渡，向红一方面军集结的地区转移；陈东日带领一部分学生，向官田方向突围，后经安福永新转移到湘东南。

陈正人受命传达总前委的指令，于12月14日抵达赣西行委。在此，他目睹了针对曾山、陈正人的通缉令，方才意识到富田事变已爆发，局势紧迫。陈正人随即率领红军一连，与赣西行委一同前往北路行委。16日下午，抵达塘东时，遭遇了由周冕指挥的、受骗的二十军一个团。红军一连的战士们不幸被缴械，赣西行委亦随之溃散。陈正人只得转移至北路行委，寻求庇护。

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而且还以毛泽东的名义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关于他们制造假信的情况，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说：“在富田事变时，有人伪造毛主席笔迹写信给古柏同志，要古柏在审判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是AB团。像这样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事，我当时立即认识到那是一个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阴谋，一点犹豫和怀疑也是没有的。并且立即召集了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揭穿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指段等的假‘行委’——笔者注）这一挑拨阴谋。发表宣言反对了反革命性质的富田事变，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立即将伪造的信送给毛主席。”

类似的事件亦见于朱德同志的经历之中。曾任红一方面军政委办公室秘书的李井泉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桩事，我记忆犹新。那时，东固地区来了一位名叫刘副官的人物。抵达黄陂后，他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撰写了一封密信，暗中置于朱总司令的案头。信中诋毁朱总司令，落款则采用英文签名。此举立刻暴露了阴谋的痕迹。朱总司令一眼便识破，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信函从未使用英文签名，这显然是一场阴谋。于是，他将这封信公之于众。”（《回忆中央苏区》P144）

综上所述，鉴于AB团及富田事变的宗旨及其对当时中央苏区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绝非无中生有，而是与历史事实完全吻合。

三

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及其本质的判断，历史上形成了多样的观点。

自富田事变爆发以来，对于事变的性质及其解决，总前委的核心领导成员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的看法始终保持着高度统一。正因这种团结一心，将不利局面转化为有利形势，我们带领苏区军民赢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在如此背景下，上海党中央派遣项英赴中央苏区，旨在组建苏区中央局，并着手解决富田事变。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与总前委及当时中央苏区的大多数党政军领导存在分歧。他承认：“富田事变，从客观上讲，无疑是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为。”然而，他亦表示，“不能断言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实则是由党内无原则的派别纷争逐渐演变而来。”（见《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因此，在处理此事时，项英并未将极少数反革命首要分子与被蒙蔽的红军指战员区分开来，而是采取了一种所谓的“教育”手段，实行“双方处罚”，以寻求和平解决，这体现了一种无原则的右倾倾向。

项英的观点和应对措施，代文不仅赞同，而且更进一步，否认这属于反革命事件。作者认为，评判事件的性质，应当以社会实践的实际后果为依据。在蒋介石对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刘敌等人并未将斗争目标对准国民党反动势力，反倒是将矛头指向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他们在东固地区背叛组织，公开对抗总前委的领导，拘捕了中央巡视员易尔士、总前委代表李韶九以及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同志，围攻并摧毁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权，攻击红军学校，没收了红军警卫连的武器，将部队带至河西，煽动地方民众反对红军，四处张贴反动标语，散布虚假信息，制造谣言，挑拨关系，意图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指挥。这一切难道不是明显的反革命叛变行为吗？

至于代文所述刘敌等人所谓的“刀压在脖子上”，被迫进行武装反抗，实则过于夸张。总前委致曾山、陈正人同志的指示信，是基于“破获AB团重要首领刘天岳、曾昭汉、赵晓之等人，均供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AB团要员”这一事实，经与省苏、省行委主要领导同志曾山、陈正人商议后，决定对其免职并进行监视审查，这根本无法称之为“刀压在脖子上”。更不用说刘敌和李韶九因私情而获释，这更是与“刀压在脖子上”的说法相去甚远。尽管在肃反过程中因缺乏经验而出现扩大化、简单化，甚至刑讯逼供的现象，但总前委根据当时紧急形势，做出免职、监视审查的决定，既是必要的，也符合政策规定，实属无可非议。

在对于富田事变的定性问题上，不仅当时总前委的全体领导人意见高度统一，而且随后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包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亦对此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中央局首次扩大会《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的通过，不仅全体一致地赞同了总前委的观点，同时也对项英的立场给予了否定；即便是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会——亦称赣南会议——上也不得不认可“富田事变系AB团发动的反革命叛乱。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特指总前委——编者注）对此次事变的处理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到了1931年年底，周恩来同志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一职，由他主导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亦明确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叛乱。过去的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确实对AB团造成了致命打击，摧毁了AB团的重要组织，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性”，并具体强调“在总前委领导期间，对镇压富田反革命叛乱的处置是正确的”。

“在最初开展打击AB团的行动中，毛泽东同志也参与了其中，但他觉悟得较早，迅速发现了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延安时期，他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在那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对内部的警惕是必要的，但头脑过于冲动，分析不够清晰，仅凭一口供就轻信，这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客观上，环境确实非常紧张；主观上，缺乏经验也是一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65页）

在谭震林的回忆录中提及，黄陂会议是在处理完军队肃反问题后召开的，与会者包括军团级干部及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李韶九因肃反扩大化负有责任。会议纠正了当时的错误做法，强调反对逼供信，并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总前委亦下发文件，旨在解决地方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与几位被指控为AB团成员的人交谈，询问他们的出身与加入原因。他们回应称AB团是被迫加入的。毛泽东强调不应采取武力，即使被迫供认也不能轻信。他提出了“不准逼供信”和“要重调查研究”的原则。延安整风期间，更是明确规定禁止逼供、供信，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类似的观点也在李井泉、郭化若、肖克等人的回忆中被提及。（详见《回忆中央苏区》第148页）

然而，随着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他们却将毛泽东同志在肃反运动中提炼的经验教训弃之不顾，反而加剧了捉拿和处决的规模，导致了肃反运动的严重扩大化。1931年8月，甚至将红二十军排长以上的干部尽数逮捕，其中不乏被杀害者。然而，对于这一问题，责任必须明确区分。因为对于中央代表团推动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毛泽东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意图将主要火力集中在批判毛泽东同志的“右倾”思想，自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起，党内斗争的焦点便转向了毛泽东同志。

“敌人在我军中安插的AB团暴动，已被我们彻底击溃，共击毙数十名总团长，总计击溃四千多AB团。”这一事实同样在韩素音所著的《早晨的洪流》中得到证实，书中记载：“在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到审判定罪。其余的经过调查和教育后均被释放。”

“记得在第二次反‘围剿’之后，我曾参与审问李文林……审问结束后，我将情况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指示，我认为李文林的口供不足以证明其为AB团，于是决定将他释放。”（《回忆中央苏区》P141）自1932年起，苏区中央局将矛头对准了所谓的“右倾”这一“主要危险”，在肃反运动中，他们把“消极”视为“最危险的障碍”。因此，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之际，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人被分别押送至各县，处以极刑。这些行径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毫无关联！

总的来说，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全面执行了王明提出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在肃反工作中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现象。这一历史真相不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