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绝密档案首度公开！
在追寻恩来伯伯的历史轨迹中，我们惊喜地收获了一份宝贵的成果：觅得了藏于共产国际档案深处的周恩来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文献。这份意外的发现，实乃百年难逢的机遇。这些文献成为有力的证明，表明伯伯不仅对中国革命事业，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永恒的卓越贡献。这些文献均为首次公之于众，其中绝大多数由伯伯亲自用中俄两种文字撰写，在国际档案中亦仅此一份，堪称极具传承价值的珍品。
此发现看似偶然，却仿佛是天意安排，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贵的历史机遇。为了拍摄《百年恩来》这部电视纪录片，我与夫人邓在军一同前往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采访了大使罗高寿。罗高寿大使不仅身材高大、待人亲切，而且风度儒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他不仅是我国的友好使者，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来到中国，更是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得力翻译，还曾参与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元帅那段著名的“机场谈判”。大使对中国事务了如指掌，曾多次拜访恩来伯伯，同时，他还是一位享誉中外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罗高寿”正是他深入中国文化的象征。
在与大使交谈之际，我偶然听闻他提及，俄罗斯或许保存着周恩来的档案资料。话语间并无特别意味，而我却心生好奇，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让我兴奋不已，竟不自觉地从沙发上跃起，立即向他请教，渴望深入了解。
在罗大使的热心协助下，俄方答应我们派遣人员赴莫斯科查阅相关档案，并承诺将提供积极的支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以及国家档案馆的同事们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经过连续五天五夜的艰苦努力，我们取得了令人欣慰的丰硕成果，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让大家惊喜不已。
首先，所搜集到的资料均与周恩来同志密切相关，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均出自他亲笔所书。
其次，这乃是我国在国外唯一保存的周恩来同志档案资料。
第三，此次俄方首度公开发放并赠予我们这些档案资料，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我们得以亲眼目睹原件以及伯伯的亲笔手迹，其中包括他书写的外文书法作品。
第四，此批文献真实地展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紧密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轨迹，有力地证实了周恩来伯伯在那一关键历史时期与转折点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不朽的历史功绩以及高尚的思想品质。
在这漫长的五日五夜间，我们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之中，漫步在雄浑壮丽的历史舞台上，仿佛穿越时空，重返那波涛汹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一页页的档案如同一本本见证，揭示了中国革命初期的艰辛困苦，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此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七伯及其战友们，在极端的艰难与困苦之中，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凭借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制定战略，说服共产国际，联络战友，壮大自己，削弱敌人。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凝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国革命历程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每一页档案，于我们而言，都承载着无法割舍的情感与记忆，然而，受限于时间、资金以及俄方相关规定的约束，我们不得不反复筛选，力求从中精挑细选。
回顾历史，恩来伯伯在苏联的工作期间主要集中在1928年、1930年以及1939年至1940年。我们依照这一时间顺序进行反复筛选，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成功获取了157件共产国际档案的原件复制件。
珍贵人生经历
档案中保存了恩来伯伯在不同年代为共产国际所填写的履历表，其中，1939年所填写的履历表尤为详尽，系恩来伯伯以流利之俄文撰写而成。
1920至1921年间，我国上海《新闻（晚）报》与北平《晨报》的驻法通讯社记者
1922年至1924年间，担任旅法（旅欧）中国共青团委员会的委员及书记职务。
1923至1924年间，中国国民党驻法（旅欧）支部委派了其特别全权代表。
1924年至1926年间，中共两广区委员会的委员长、执委会的委员，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教员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1925至1926年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1926至1927年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书职位由……担任。
自1927年起，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至1928年，1929至1930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职位由……担任。
自1927年11月起，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27年至1930年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由我担任。
1932年至1934年间，我国红军总司令部的总军事委员会执掌军务。
1934年，我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迎来了其副主席的重要职务。
1931年至1937年间，担任苏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成员的要职。
自1938年起，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副部长职务。
1928年至1935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候补委员，即化名为“陈光”的周恩来同志。
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
签名：周恩来
日期：1939年10月13日
周恩来，一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笔名少山。自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5年，共产国际再度为周恩来建立秘密档案，并在其中给予了他更为高度的评价。
长期致力于党的事业，曾身兼领导、书记及机密要职；具备扎实的军事素养；历任组织和军事领域的领导职务；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组织部、军事部供职多年；虽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所建立与维护的秘密档案，涵盖了各国共产党核心成员的全面评估与鉴定，以此为依据，判断其政治上的可靠性，堪称绝密。
我曾负责干部档案的整理工作，对此深有体会。在党的早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干部的档案资料往往无法全面展现其真实的思想政治状况。通常情况下，档案中记录的缺点、问题或是疑点往往超过了成绩和优点。记得在我们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的初期，我军一位高级干部、川北军区司令员不幸病逝，他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在撰写悼词和查阅档案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他的缺点和不足的描述，而他立下的功绩则被简要提及。此事引起了贺龙司令员的关注，他勃然大怒，下令全军区政治机关对所有干部的档案进行彻底审查，删除不实之词，补充其优点和功绩。在二野后勤部，这一事件由我负责处理。根据这一经历，我推测在国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弊病。而且，“国际”所保存的资料都属于“绝密”中的“绝密”，因此绝对不可能让本人亲自过目。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两次为周恩来同志建立的秘密档案，抑或是应共产国际之要求，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同志于1938年2月5日所撰写的周恩来同志的旁证材料——此类材料我们以往常称之为“背靠背”，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第三方提供的证明材料——其中竟无一字提及周恩来伯伯的瑕疵与不足，全文仅对其卓越功绩与显著优点进行了阐述。
蔡畅同志在长达八页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旁证材料中，对周恩来同志在建党建军、领导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功勋进行了详尽阐述。她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称其“思维敏捷，才干出众，细致入微，具备出色的军事组织和煽动能力，且坚韧不拔，勤奋肯干”。
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六大时
1928年6月至9月，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相继召开。在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鉴于国内白色恐怖的严重干扰与破坏，党中央决定将党的六大移师海外举办。中共六大的议题与共产国际六大的讨论内容紧密相连。为了参加这两场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至关重要会议，七伯与七妈不顾国民党反动派严密追捕与暗杀的巨大风险，伪装成一对古董商夫妇，历经曲折与波折，在旅途中仍旧……
曾巧妙地化解了日本特务的盘问与追踪，1928年5月初，他抵达了莫斯科。那一年，我的伯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刚刚迈入三十岁的门槛，而七妈则正值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华。
档案资料显示，周恩来在上述两次会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1928年6月19日，中共六大即将开幕的前夕，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形势及中共负责人间的谈话，并亲自记录了整个对话内容。与会者还包括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与向忠发。
同年六月，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周恩来等人进行了交谈。这两次会面均有周恩来亲笔所写的记录，并附有俄文译本。
在谈话中，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正处于低谷期的观点，这一评估无疑是准确的。然而，他与布哈林关于革命领导权应归属工人而非知识分子的看法，并未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显得偏颇且错误。
在中共六大期间，周恩来同志身兼要职，不仅担任主席团成员，更肩负大会秘书长的重任，并在大会上就组织与军事两大议题发表了深入报告。六大闭幕之后，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及秘书长。此后，他还肩负军委书记的重任，肩负起更为繁重的国家与军事领导工作。
在1928年7月至9月间，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记载，内容异常丰富，这些资料在我国尚属首次披露。
（一）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共计29位。首名代表为“陈光”，亦即周恩来同志。会议附件中包含了他亲自填写的代表登记表的原件。
（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设立了筹备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章程起草委员会以及军事委员会等四大核心机构。周恩来同志担任了这些委员会的委员。
（三）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军事委员会的专项演讲。俄方同仁特别向我们强调，此发言极具价值，在苏联及俄罗斯地区乃属首次发现，已被视为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
七伯就中国革命议题的此次发言，以及同期在共产国际六大东方部所作的军事问题报告，均发生在南昌起义之后仅一年之际。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浪潮。这篇文献堪称首部全面阐释武装革命对抗武装反革命成为我国革命主要形式的历史性篇章，其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因此，俄罗斯方面对其给予高度重视，并非偶然之事。
（四）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东方部所作的军事问题报告。档案中保存了他亲自撰写的报告草稿，落款为“佐治”。
（五）周总理就共产国际出版社相关事宜所作的重要批示。
在共产国际出版社所拟定的出版计划报告中，周恩来同志亲自签署批示，明确指出以下同志担任共产国际出版部成员，并亲手用红笔标注了二十名中共党员参与出版社出版工作的具体事宜。其笔迹不仅秀丽，而且流畅。这份批示充分表明，周恩来同志直接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在本次盛会中，周恩来同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候补委员。随后于1935年，尽管他未能出席，周恩来同志亦成功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正式委员。
共产国际（1930）
“当前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尚处于成长阶段，尚未演变成全国性的直接革命形势。”在同一时期，他在联共的一次大会上也清晰提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下涌现的。此刻，中国的发展重心依然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化。”
在这段期间，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见。他运用丰富的实例进行阐述与说服，促使斯大林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斯大林最终认可了中国红军在过去一年多中的显著发展，并同意将红军问题置于中国革命的首要位置。
周恩来归国之后，他积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行思想上的引导，成功纠正了李立三所提出的发动全国范围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本次搜集的资料囊括了周恩来同志于1930年6月18日及7月27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的两次会晤内容，以及与斯大林同志交谈的原始笔录。
臂伤不忘党业
1939年，周恩来因手臂受伤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此期间，尽管身负伤痛，他仍投入大量时间，精心准备，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政治报告。
鉴于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把握较为模糊，恩来伯伯对这份报告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报告正式提交之前（大约在1939年12月19日左右），他亲自撰写了一篇超过5.5万字、共计82页的《关于中国问题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并将之分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每一位成员。
在共产国际各执委间传阅完毕后，1940年1月17日至19日，周恩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三天时间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呈递了题为《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与当前任务》的重要报告。该报告篇幅达116页，内容均为周恩来同志亲自撰写。此外，他还编制了34页的口头报告大纲，并同步分发给主席团成员。
“中文稿仅此一份，存于国际档案。另附口头报告大纲。”“此为绝密文件。”
这份报告详尽地解答了恩来伯伯所关注的诸多疑虑，诸如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中国抗日战争能否持续，以及中国人民是否能够最终击败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在以农村为根据地、远离大城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他运用了大量实际案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且细致的分析。该报告赢得了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成员的一致认可，包括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人，并以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义正式通过了支持中共中央报告的决议。这一决议对于凝聚全球力量，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收集的相关资料中，这一决议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此次档案查阅工作中，俄罗斯政府外交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以及国家档案馆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严格把控各个环节。我们所取回的文件，每一页都加盖了各方的公章，以确保证书之真实。工作圆满结束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主任、国家档案馆的馆长与我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档案移交的证明文件。
归国之际，我将所搜集的完整资料进行了复印，并敬呈给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领导们（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该研究室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合并，成立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权威机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掌握并运用这些资料，无疑将在弘扬周恩来精神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