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红军绝境逆袭，这一战让蒋介石怀疑人生！
四渡赤水战役，堪称红军长征史上最为惊心动魄、最为精彩的军事壮举。此役不仅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围追堵截，夺回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更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中，实现了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型，其英勇壮举至今仍令人称颂不已。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蒙哥马利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面中，不禁由衷地赞叹道：“您所领导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以及平津战役，其英勇与智谋，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役相媲美。”然而，毛泽东主席却淡然回应：“这三大战役，在我心中并无特别之处，真正让我自豪的，是那四渡赤水的壮举。”
毛泽东将四渡赤水之战视为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其核心原因在于那场战役所处的环境极端严峻，曲折多变，面临的挑战远超顺利时刻，心情倍感沉重。
一渡赤水河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成功夺取遵义地区，此举激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忧虑。为了阻挠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是东进湘西与红2、红6军团汇合，蒋介石不仅派遣湘军和鄂军的部分兵力围攻红2、红6军团，同时亦调动川军和陕军的部分力量应对红四方面军。除此之外，他还集结了约40万人的庞大兵力，共计148个团，向遵义地区步步紧逼，意图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将中央红军围而歼之。
此刻，中央红军兵力仅余3.7万之众，面对敌军，兵力悬殊之状显而易见，局势对于红军而言极为不利。
遵义会议落幕之际，毛泽东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则已稳固了他在党中央及红军内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一地位尚未稳固，尤其在土城战役的挫败之后，毛泽东的处境变得更加严峻。
◆一渡赤水渡口之一土城。
1935年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革命领袖抵达遵义以北的土城镇，得知追击的敌军仅剩两个旅四个团，同时观察到土城地形对我方极为有利。鉴于此，毛泽东提议在青杠坡地区展开一场战斗，旨在围歼川军郭勋祺部，以确保我军顺利渡江。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纷纷表示赞同。
土城战役，作为遵义会议之后的首场战役，承载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确保战斗的胜利，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赴前线，亲自指挥红3军团前卫第4师；同时，刘伯承参谋长亦亲临红5军团，坐镇指挥。
28日凌晨，土城战役的硝烟弥漫。我红军勇士们秉承着无所畏惧的英勇精神，面对重重艰难险阻，血战三四个小时，虽对敌川军造成重创，但鉴于敌军兵力雄厚、援军源源不断，战局未能顺利推进，红5军团的防御阵地亦被敌军突破，红军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敌军夺取有利地形后，迅速向土城镇逼近，直至逼近位于土城镇以东白马山中的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形势岌岌可危。
面临这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毅然决定亲自赶赴前线指挥。朱总司令抵达火线后，亲自指挥红1、红3、红5军团及干部团，对敌军发起了一场英勇的反击，接连挫败了敌人的多次攻势，成功稳固了阵地。
然而，紧追不舍的川军一部再度发起猛攻，红军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与此同时，毛泽东察觉到川军的实际兵力并非如先前所知的四个团六千余人，而是六个团，超过一万人，与红军所投入的兵力几乎相当。
随即，他紧急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等核心领导人举行会议。他郑重表示：鉴于当前敌情，原计划在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行动已不可行。为打破僵局，主动应对，我们必须下令部队迅速撤出战场，西进至赤水河，沿着古蔺、叙永等地向北推进，寻找机会从宜宾以西地域北渡金沙江，进而向川西地域发起攻势，与红四方面军协同，在川西北发动全面反攻。毛泽东的这一坚决决策，赢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1月29日，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凭借土城、猿猴场、太平渡等关键渡口，成功穿越了赤水河。这一壮举标志着四渡赤水战役的帷幕正式拉开。
二渡赤水河
红军以崭新的战斗风貌亮相川南之际，蒋介石即刻下令川军全力以赴，强化长江沿岸的防御措施，明确要求从滩头至上至宜宾、江津，沿江一线“紧急构筑工事”，并在各个关键位置建立碉堡；在宜宾至江津这一区域，派遣军舰与装甲商船日夜在江面上巡逻，严密防范红军的偷渡企图。同时，蒋介石命令川南“剿匪”军总司令潘文华，部署部分兵力于长江南岸进行布防，以阻止红军渡江，而主力部队则继续向川南地区进行追击。
一是派遣部分兵力坚守乌江东岸的沿河、印江等地，旨在遏制中央红军向东进发的步伐；二是主力部队驻留湘西，继续对红2、红6军团进行围剿。“追剿”军第2兵团，联合滇军和黔军，组建为第二路军，由龙云担任总司令，薛岳则担任前线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该路军的主要职责是全力追剿中央红军。
蒋介石的意图在于，借助川军的紧密协作，于叙永西、长江南、横江东的广大区域，对中央红军实施包围并予以歼灭。
◆二渡赤水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5日，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国民党军各部纷纷对中央红军发起了攻势。孙渡纵队从毕节、昭通地区出发，朝着盐津方向实施“追剿”；周浑元纵队分兵两路，一部由修文、扎佐出发，直指古蔺、叙永；另一部则从龙里、贵定出发，向川南进发；王家烈纵队从遵义、桐梓两地集结，随后向川南地区展开“追剿”行动；而吴奇伟纵队则暂驻黔西、贵阳一线，待命而动。与此同时，潘文华指挥的三个旅正向高县进发，另外三个旅则向珙县、高县地区推进。范子英率领的两个旅紧随其后，继续跟进。
迹象显示，中央红军依据遵义会议所定方针，试图北渡长江，挺进川西，面临的困境愈发严峻。与此同时，若盲目遵循既定战略，在此地滞留伺机渡江，则极有可能陷入国民党军强大兵力的层层包围，这对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7日作出决策，决定暂时搁置北渡长江的既定计划，转而采取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边界地带实施机动战的策略。此举旨在利用敌方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红军在运动战方面的优势，实施一种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战术。
中央红军抵达川黔滇边界的区域之后，国民党军队纷纷西渡赤水河，对其展开围追堵截，致使黔北地区兵力变得空虚。
毛主席果断决策，为了一举歼敌，下令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据此，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于2月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成功东渡赤水河，实现了二渡赤水，进而挺进黔北地区。
当时，毛泽东为误导敌方，指令红1军团派遣一个团挺进古蔺地域，大肆营造“渡过长江”的舆论氛围，从而有效延缓了川军的南进步伐。
毛泽东指出，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的往返看似处于被动，实则展现了主动的战略智慧。此举不仅成功调动了敌人的部署，减少了自身损失，更是在战略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部队的休整创造了条件。
然而，当时众多指挥员，尤其是党的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所采用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持有强烈的抵触态度，导致他们往往无法按时抵达预定阵地，从而错失了宝贵的战机。
据此，中革军委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于1935年2月16日颁布《告全体红军战士书》，明确指出：“为确保胜利的确定性……红军需持续变换作战区域，时而东进，时而西进，时而走大路，时而循小径，时而沿旧途，时而辟新径，其根本目标，便是抓住有利时机，争取作战的胜利。”这正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下，红军实施机动灵活作战的基本法则。
中央红军成功渡过赤水河后，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声东击西，迅猛由西向东，再转向南，横扫了长达1100里的地域。在此过程中，红军攻下了桐梓和险峻的娄山关，进而占领了遵义城，共歼灭及击溃敌人2个师的8个团，从而在长征途中赢得了首次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毛泽东获悉红军占领了娄山关，打开了夺取遵义城的大门后，豪情满怀，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篇：
西风劲烈，长空之上，雁鸣霜露初晓，月华如洗。霜华映月，马蹄声细碎于耳，喇叭声低沉而咽。
雄关险阻，道途漫长似铁铸，今朝再踏征程，勇往直前。从头再战，苍山起伏如波涛汹涌，残阳映照，红似鲜血。
此词生动刻画了红军挺进娄山关的壮丽征程，洋溢着红军将士们为长征胜利而奋斗的雄心壮志。
然而，在攻克遵义之际，邓萍不幸壮烈捐躯。邓萍，身为红3军团的参谋长，是中央红军长征征程中，首位英勇牺牲的军级杰出军事将领。
得知此等惨痛消息，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心头犹如被巨雷击中，良久无言。他即刻下令，迅速将邓萍的遗体运回后方。泪眼朦胧中，他俯身轻抚，细心擦净烈士脸上的尘土与血痕，褪去那满是征尘的军装，换上崭新的衣裳。泪水涟涟，他深情告别：“邓萍同志，我的挚友，你为夺取遵义献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滴鲜血，红军的战士和广大的群众将永远铭记你的牺牲。我们必当为你复仇，继续你未竟的伟业！”
三渡赤水河
蒋介石在南京闻悉遵义、娄山关、桐梓接连失守的消息，怒不可遏，直言这是国军追击过程中的奇耻大辱。紧接着，他毅然决然地放下手头所有事务，迅速飞往重庆，亲自指挥战事。
3月2日，蒋介石抵达重庆，随即急速口授一道命令：“本委员长已正式进驻重庆。驻川、黔两地之各部队，均应受本委员长统一调度；未经本委员长明确指令，各部队不得擅自行动或撤退，务必携手完成使命。”
翌日，他立刻召集驻川行营参谋团召开紧急会议，高声疾呼：“朱、毛匪帮再次东进，显而易见是由于无法逾越长江，只得将目光转向乌江东岸，意图与萧、贺二位合流。我们必须制定一套全面的行动计划。”
蒋介石所提出的所谓一揽子计划，实际上是以近四十万的作战部队为基础，辅以各地民团，总计七十万之众，对红军实施全方位的围追堵截。此计划沿袭了以往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策略，即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意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以东的狭小区域，力求将其一举聚歼。
得知蒋介石最新的作战部署，毛泽东决定巧妙地运用以计制计的策略来应对。他兴致勃勃地表示：“那就让我们在这片战场上下游弋一番，让他们一一现身吧。我正想找个机会，再与他们的主力部队交手一两次。”
中央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捕捉敌军主力，在遵义、鸭溪一带辗转逗留了数日。
◆三渡赤水渡口之一茅台。
果然，蒋介石又产生了错觉。他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在遵义、鸭溪地区集中，目的有二：“一、舍弃遵义，西撤以实现其既定目标；二、先与我周纵队寻求决战，随后再向贵阳施压。”
他洞察到这正是一举消灭红军的绝佳时机，随即紧急指挥川军三个旅从桐梓向遵义地区发起进攻；上官云相率领的两个师从重庆出发，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以支援川军的作战；第二纵队的周浑元部主力三个师抵达仁怀、鲁班场地区，采取守势以保卫遵义及其西北地区；第三纵队的孙渡部则前往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的王家烈部一部分在金沙、土城等地集结，旨在阻止红军向西扩展；而第一纵队的吴奇伟部四个师（其中两个师已遭受重创）则驻守乌江沿岸，随时待命，以支援其他纵队的作战行动。
同时，他亦下令第53师自镇远发起攻势，向石阡进发。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展开布防，旨在遏制红军东进的步伐，意图在遵义、鸭溪一带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
3月15日午后，红军对鲁班场的敌军发起了全面进攻。然而，鉴于周浑元吸取了遵义战役的惨痛教训，他下令所属部队收缩防线，龟缩于碉堡之中，拒绝接战。鉴此，毛泽东认为，在川黔滇边境已难以实现大量歼敌的战略目标，唯有重新渡过赤水河，利用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恐惧心理，将敌军从坚固的碉堡中引诱至川南地区，随后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机动战。
此刻，毛泽东对红军三次、四次渡过赤水河的策略已胸有成竹。他曾对刘伯承言道：“若能成功诱使滇军出动，便是取得了胜利。”
3月16日，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红军从茅台地域出发，西渡赤水河，即实施三渡赤水行动。部队在白天渡河的同时，故意营造出北渡长江的假象，以此来迷惑敌方，迫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随后，我军西渡赤水河展开追击，转而东渡赤水河，迅速向南方进军，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河
随着国民党军主力陆续西渡赤水河，毛泽东便把握住敌人“围困不成”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迅速、果断地转向东方，于3月21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一带顺利东渡赤水河，实现了四渡赤水，重返黔北地区，伺机南渡乌江。当时，为了迷惑敌方，红军仅以一个团假扮主力，向古蔺方向进发，摆出一副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架势。
红军主力在东渡赤水河之后，沿着遵义与仁怀的广阔大道，迅猛地向南挺进。他们巧妙地与敌军逆向而行，成功地在鸭溪与白腊坎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随后，我军挥师南下，如同神鬼莫测般地摆脱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将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大军瞬间甩在了川南之外。
同时，为了诱使国民党军队北上，为中央红军主力南进创造有利条件，红9军团遵照毛泽东的指挥，佯装主力，在马鬃岭、长干山、枫香坝一带积极开展行动。
随后，担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在追忆那段往事时提及：“彼时，我军主力迅速南进，我军团随即投入战局，于金沙县的马鬃岭一带大张旗鼓，虚张声势，意图引诱敌人上钩。”
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成功从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地渡过乌江，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军40万人的围追堵截之网。
◆四渡赤水渡口之一二郎滩。
四渡赤水之战证明：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交锋，更是一场关乎两军最高指挥层军事指挥艺术的高峰对决。红军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势，在攻防转换、进退有度、集散自如的作战中，娴熟地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策略，不断令敌人摸不着头脑，打乱其部署。敌人陷入迷茫，疲于奔命，四处扑空，陷入极度的被动；而我军则纵横驰骋，攻防兼备，行进迅猛，作战主动，演绎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