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我踏入胡风圈子
来源：撷自《记忆的色彩》（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作者：彭小莲，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身兼导演、编剧、演员及作家数职；其风采照映于上方图片之中。
【作者简历】
彭小莲（1953年6月至2019年6月），曾于江西农村插队生活长达九年。1978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毕业后顺利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屡获殊荣，其中代表作包括《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和《请你记住我》等。在这些作品中，《上海纪事》荣获了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而《美丽上海》则为他赢得了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徐放、贾植芳、胡风、梅志、冀汸；后排则分别是：曾卓、路翎、绿原、牛汉。
我加入了胡风圈。
彭小莲
五十年前，我的父亲彭柏山（1910-1968）因与胡风先生私交甚笃，不幸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在文革的狂潮中遭受迫害，最终含冤离世。十载光阴，我倾笔记录了父母那段悲怆岁月，将其编纂成书，名为《他们的岁月》。（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为名出版。
十年时光流转，《他们的岁月》再度问世，对我而言，其意义依旧深远。它不仅是对创作道路上的有力支撑，更在于它持续助力我完成这场漫长而艰辛的思考之旅。
起初，驱使我动笔撰写《他们的岁月》的，是出于想要深入了解自己的父母，去洞悉他们的人生历程，同时也是为了尝试弥合我们之间曾存在的裂痕与误解。然而，随着笔端的流淌，我再次陷入了关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梦境。我曾以为，完成这部著作后，便能驱散伴随我终生的噩梦。但未曾想，在书稿完成后，我的心中反而涌起了更多的困惑与无奈。于是，我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手持《他们的岁月》作为开启之钥，开始访问那些依然健在的“胡风分子”——他们的叔叔、阿姨们。
舒芜
01
对于我，最大的疑问集中于舒芜，他与胡风先生曾有过深厚的合作与友谊，为何最终反目成仇，其行为背后的逻辑究竟如何？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思维轨迹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他是否真的如同在《回归五四》中所言那般轻松？为何他选择将胡风寄给他的私密信件上交？还有，接踵而至的种种疑问……
我想，我已然成为新一代的成员。尤其是当时间跨越半个世纪，人们得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尤其是在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的讲述，（在“胡风分子”群体中，他独树一帜，与舒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提出了对舒芜进行采访的愿望，她欣然同意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父亲的朋友们对我所表现出的态度深感疑问。他们向我追问，你这样的做法，满子先生能否予以宽恕呢？
我说，我为何寻求他的宽恕？我仅仅希冀直面过往的历史。每个人理应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我更倾向于成为一个超然于“对错”之外的旁观者。我渴望完整地呈现历史，不对任何行为给出评判，也不打算站在任何一方。
何满子
临行前，我拜访了何满子先生，并向他说明了此行的缘由。何满子先生语气平和地回应道：“甚好，我倒是十分期待聆听他的声音，想看看他究竟有何高见。”
然而，当我抵达北京之际，正当牛汉叔叔试图拨通舒芜的电话以商定会面时间时，舒芜却婉拒了。他在电话中言道：“重新审视我往昔所撰之作，我深感除了那篇之外，别无他物值得再谈。实无此必要。”
我站在电话机旁，耳畔传来回应。我不禁感到几分尴尬，心中疑惑，他所说的“那个”究竟是指什么？
朱正
舒芜友朱正言：
“我对他说，你只需专注于撰写文章即可，何必拿出那封信来呢？他回答道：”
在广西迁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际，冯雪峰与我进行了交流，询问我到任后希望从事何种工作。面对这一提问，我感到颇为困惑。冯雪峰您难道不清楚吗？我一直专注于理论研究。您这样提问，似乎是将理论领域排除在外，不让我涉足其中，这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便直言，将前往古典文学编辑室，随即我便踏入了那片领域。因此，自批判胡风运动展开之际，他们便催促我执笔撰文。我本想从理论层面着手，但似乎这样的论述并未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我决定转而以胡风所赠信件中流露的情感为素材，撰写一篇文章。
稍后，那位编辑——《人民日报》的记者叶遥——抵达，告知文章将被采纳，并提出需要核对内容。我便将信件借给了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她竟将信件带至林默涵面前。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某些批判性文章指责他主动递交信件，但他坚称并非如此。
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领域，却呈现出了另一种独特的视角，她指出：
在胡风先生致绿原先生的信函中，大约是1952年前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深深的痛苦。众所周知，他对文艺事业怀抱着极高的责任感。面对文艺领域如同他所述的“趋向灰暗时期”，他却无权加以阻止或改善。他比喻自己仿佛目睹瘟疫肆虐，却因尚未取得医生执照，而无法施展救治之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颇具深意的是，舒芜在赴京之前曾对他人坦言：“北京对我束手无策，这次特地派遣我前往，让我担任主刀大夫。”我认为这样的言辞颇具意味。
彭小莲
经过这一系列的访谈，我再次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他们纷纷表示：“毕竟年纪已高，往事如烟，何必总是纠结于那些陈年旧事？人生在世，为何不能心怀宽容呢？”
我认为，我并非缺乏宽容之心。毕竟，世间万物无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尘埃，即便心存芥蒂，终究也会随岁月流逝而成为过往。关键在于，面对历史的长河，我们应怀揣敬畏之心，确保将历史的真实面貌传承于后世。宽容虽为必需，却非无条件的给予。每一次的宽容，都仿佛是在向上帝虔诚地跪拜，于神父的小窗前忏悔。你必须对至高无上的神明进行深刻的反省，更需在夜阑人静之际，对内心的良知进行真诚的拷问。唯有在奠定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宽容才能真正显现。毫无原则的宽容，实则是对罪恶的纵容，是对欺骗行为的助纣为虐，更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
何满子先生深感愤慨，认为最为恶劣之处，莫过于舒芜的行径。过往，此类情形未曾出现，我最多只能审视自身，理论上对你进行批判。而如今，首度有人以隐私、私信为据，展开指责。他，便是首位如此行事的人，他开创了这一先河！
确实，舒芜是否主动递交信件，此事已不再至关重要。关键在于，他在胡风先生私寄给他的信函中，采取了以情绪为主导的写作方式，进而断章取义，将信中的内容加以夸大，将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行为。最终，我的文章得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自此，这一策略日后成为了各次政治运动的模板，“揭发”一词也因此成为了运动中的核心词汇。舒芜在其文章中的措辞与叙述手法，逐渐塑造了后续运动所特有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子女揭露了父母，亲人之间反目成仇，友人之间相互背叛，人性的本真被阶级属性所取代，人际间只剩下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阴影。一时间，温情与信赖不复存在，亲情与援助也渐行渐远，我们与地狱的距离究竟还有多远？
02
我气喘吁吁，从惊恐的边缘挣扎而出，于2010年6月匆匆赶往广东海丰县，参加了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盛会。
正是通过阅读丘东平的著作，我对胡风先生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有了深刻的领悟，他的创作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写照。他的作品独具特色，其文字与叙述风格迥异于同期盛行的“抗战文学”，然而，他所塑造的人物却真实地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他在1941年战亡。
丘东平
鲁迅先生将丘东平的作品，置于30年代作家中的前三甲。聂绀弩先生曾言：“阅览东平的小说，吾辈何须再著新书！”他更将东平誉为“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父亲曾言，昔时黄源将丘东平的遗篇《茅山下》委托于他保管。他犹如捧握着一颗不定时炸弹，心中忐忑不安，不知何时它会悄然引爆。肩负的责任过于沉重。他踏入前线，竟不敢将稿件存放在司令部，唯有将其背负在身；在行军途中，衣物与生活用品皆被舍弃，然而那份稿件却始终紧紧贴附在他的身上。
丘东平的文稿上，斑斑血迹见证了他的付出，那份稿件依旧留存着我父亲的体温。这部作品，竟牵动着众多人的命运与情感。直至文章问世，父亲方才如释重负。那颗炸弹在战场上释放了它的力量，当它轰然炸裂，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地被其震撼。
然而，在1950年3月14日的文艺创作会议上，周扬发表言论称：丘东平战士之躯的捐躯理应受到尊敬，然而，鉴于他曾是胡风小宗派的一员，他的作家身份的陨落似乎也就成了必然。
周扬
当我翻阅这段看似冷漠的文字，心中不禁回想起1979年的秋天，那是我目睹周扬的模样。他曾对我说：“我现在已无权势……”话语间，他的神色略显疲惫，然而，他的善良却显而易见。我始终难以将这慈祥的形象与那些话语相融合。我目睹了权力对人心的侵蚀，见证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这使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在权力的阴影笼罩下，人心与文学均失去了其本应有的价值。实则当初，周扬正是发掘了丘东平，并将他的作品引荐至鲁迅先生面前。然而，不久后，丘东平难以忍受周扬的专断，转而将稿件投给了胡风先生所创办的《七月》杂志。即便在战乱之中，他与胡风先生亦保持着频繁而紧密的书信联系。
二十余年后，这位天才作家、烈士的名字已被世人遗忘。然而，就在1964年，那位侥幸逃脱的“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在从北大荒的劳改地归来后，身负右派分子的罪名，不顾千里迢迢的艰辛，抵达了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偏远且闭塞落后的乡村。那里交通不便，甚至尚未通车公路，他却专程前往探望丘东平年逾八旬的老母亲。
在那个年代，丘东平的夫人于1950年参与斗地主的活动中，不幸被指为地主婆而遭受批斗。此因当年她作为烈士家属，农会分配给她两亩土地，然而她与年迈的母亲均无力耕种，只得雇佣一名长工。遭受批斗的屈辱过后，她无法承受这番委屈，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聂伯伯递过一张百元纸币，交至老人掌中，语气温和地说道：：“今后若遇有任何事务，敬请直接致信刘少奇、陈毅两位，须知东平曾担任过他们的秘书。”然而，谁也未曾料想，仅仅两年之后，刘少奇与陈毅竟相继被捕入狱。
聂绀弩
我逐步踏入这个“圈子”，逐步洞察了这些人物与事件，逐步领悟到文学在他们生命中占据着何等崇高的地位，情感又是如何深刻地铭刻于他们的友谊之中！同时，我也逐步意识到，政治运动正无情地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毁着我们的人性，侵蚀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彼此之间鲜有相识，他们与胡风先生之间，仅以作者与编者的身份保持着个人层面的联系。至于我父亲，除胡风先生外，与其中多数人鲜有私人往来。
直至运动落幕，这些“分子们”怀揣着满腔的好奇，热切期盼着能有机会相互见面。这冤屈究竟是与哪股势力“结盟”有关，竟让我遭受如此重创！未曾料想，这一面之缘竟将他们紧密地凝结为一个“团体”，彼此间充满了相见恨晚的遗憾。自那以后，他们自发地展开交流，互通音信、互访对方、共赴郊游，全国各地如同亲人的“分子”们相互扶持，既历经艰辛又共享欢乐，共同走完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旅程。
阿垅（原名陈守梅）
03
在这群“分子”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乃是阿垅先生。他曾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历经“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创伤后，他投身地下，为共产党秘密开展情报工作。阿垅是“七月”派诗人兼理论家。十年后，他受审定罪。
宣判之日，法院周边戒备森严，警力云集。鉴于前一晚与阿垅先生交谈时，他仍旧对判决结果置若罔闻，执意不肯在判决书上落笔，故此，在法庭之上，目睹年轻作家林希亦被牵涉进胡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林希
林希回忆说，他出庭作证时。步入其中，我静默地站在一旁。恰在此时，阿垅抬眸投来一瞥，我亦回以目光。那一刻，我们视线交汇，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唉，我做这事儿违心，这证不是人证。再度目睹了我最崇敬的前辈，我的情感激荡难抑。恰在此时，法官庄严地宣布：“林希，面对法官！”我随即恢复了冷静。提及我与阿垅相识的经过，以及他对我言谈的内容，正是这些话语将我引入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证词均严格遵循官方审定的标准。稍后，庭审暂停了十多分钟，随后即将宣布判决，我们便走进法庭，在旁听席坐下。阿垅再次步入法庭，他自信满满，昂首阔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法庭依次宣读了判决内容，判处阿垅有期徒刑十二年。“阿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能一字不漏地复述阿垅的回答：“我决定撤回上诉，所有责任均由我承担，与任何他人无关。”那在我的记忆中，那股人格的力量似乎永远不会褪色！”
我或许可以被摧毁，但绝不可能屈服于压迫。”
那封信，最终从公安部的档案室返还至阿垅先生的家属手中，信封上端赫然印着档案馆的编号。那已是上个世纪的往事，阿垅先生在狱中不幸患上癌症，于1967年3月15日离世。当我从阿垅先生的儿子陈沛手中接过这张铅字打印、泛着黄色的信纸时，我眼前浮现的，是一位挺立的灵魂，那是由鲜血凝成的最后诗篇。我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泪水，不让它们滑落。在我看来，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泪水太过微薄，太过渺小，甚至显得过于廉价，以至于它们一旦落下，都可能成为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拒信泪水！
贾植芳、任敏夫妇
04
“从未后悔！”
若缺少如此一位挚友，作为一位资深教授，您的日常生计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这已经是极致了。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也未能幸免，众多资深革命者都被打倒，周扬等四条汉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我告诉您，1955年我们曾被关押，到了1966年多数人得以释放，紧接着又将四条汉子送入监狱。文革结束后，四条汉子得以释放，而四人帮再次被捕，大家都在监狱里轮流转。我们是劳改的第一批毕业生，资历颇深。您看，我怎能不感到失落呢？”
人生宛如一场游戏。回想起我中学那段时光，就读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那时心中唯一的愿望便是回家成婚，渴望娶得一位妻子。然而，在这个阶段，人们往往容易感受到一种幻灭感，称之为虚无。尽管心中有所懊悔，却也未曾真正后悔过……
小莲，我的大学学业尚未圆满，曾在日本求学。高中时期，我仅就读三个月便遭遇开除，我的学历仅止于初中。我的性格向来不羁，曾在“一二·九”运动中被捕，但并非党员，与彼等亦无瓜葛。我的初衷，是争取民主与自由，反抗封建的统治与法西斯主义。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身处流亡之中。作为流亡学生，我在日本度过了那段时光，期间饱受日本警察的严密监控。随后的岁月，我投身抗战，加入国民党，担任编辑一职。然而，战乱之中，我再度遭遇逃难，在内战的风云变幻中，我又被国民党当局拘捕。直至解放来临，这一切你都亲眼目睹了……
他们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群文人，他们身上没有丝毫奴颜婢膝之态，他们的精神独立且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