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黄维

出身黄埔一期的黄维，年届三十四便荣任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的军长，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十年光景后，他的命运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1948年岁末，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不幸被解放军俘获，从此背负“战犯黄维”的恶名，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改造生涯。1948年9月，黄慧南哽咽落地之际，她的父亲黄维已被一股不可抗力的力量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而她的母亲蔡若曙，这位出自江南的美丽女子，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却坚韧不拔地守护着一段感情，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守望，终究只换得了一年的短暂团聚。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无疑是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01、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那场战役，是父亲作为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成为了我们家命运的转折点。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渐渐明了，对于父亲而言，那场战役的到来显得尤为突然。母亲曾向我提起，我们家中在庐山拥有一座小巧的别墅，每年夏季，我们都会齐聚于此，享受避暑的乐趣。然而，在1948年的那个夏天，父亲和母亲如常地踏上了庐山的旅程，而哥哥和姐姐们也从各自的学校归家，欢聚一堂。然而，不久之后，父亲接到了紧急命令，要求他立刻下山，前往武汉。在告别的那一刻，母亲怀揣着已经九个月大的我，身怀六甲。

因此，未能等到我出生满月，我与父亲初次相见的时刻，竟是在十七年之后的时光里。

自幼，我与母亲、外婆以及姨妈和姨夫共同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岁月流转，姨妈和姨夫对我如己出，视我如同亲生的女儿。姨夫名叫黄崇武，我自幼便将之视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学校填写家庭关系时，我总是将姨夫和姨妈的名字填写在“父亲”和“母亲”的位置。在家中，我亲昵地称呼姨夫和姨妈为“爸爸”、“妈妈”，而用上海话称呼我的亲生母亲为“姆妈”。成年后，我曾好奇为何家中会有两位母亲，但那时的我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黄梅兴，姨夫的父亲，于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抗战翌日，在率部进攻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遭受炮弹袭击，英勇牺牲，成为淞沪抗战中首位为国捐躯的将领。鉴于黄梅兴与我的父亲、杜聿明等人均为黄埔一期校友，情谊深厚，黄梅兴的牺牲后，黄埔军校的校友们对黄崇武关怀备至。黄崇武与这些将领的家属，如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亦颇为熟悉。姨妈比我母亲年轻十岁，自幼便随我母亲生活，两人也因此结缘。黄崇武本人亦为黄埔十八期的学员，曾于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中担任军官。

成年之后，我才渐渐领悟，是长辈们始终默默守护着这个秘密，不愿让我的人生被父亲的过往所笼罩。正是他们的这种庇护，让我得以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从未觉得与同龄人有所区别。自幼我便成绩优异，师长的青睐、同窗的友爱一直伴随着我，直至初中三年级。那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应征入伍，在他即将启程的前一日，他特意找到我，深情地说：“你未能加入共青团并非你个人的过错，实因你的父亲。因此，你无需背上任何负担，只要你能持续展现出色的表现，未来仍有机会加入。”

他的这番言论，让我感到困惑不解。归家后，我向长辈们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记得那天正是姨妈和姨夫首次正式与我谈及家事。自那日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父亲竟是“战犯黄维”。那一年，我即将迈入初中毕业的门槛，也是我首次在“父亲”一栏中写下“黄维”二字。至于“家庭出身”一栏，究竟填写“反动军官”抑或其他，众说纷纭，大人们为此争论了许久。

由于大人们在我面前鲜少提及他，因此对于这位父亲，我并未形成深刻的情感，总觉得他与我的生活相隔甚远。

黄慧南、蔡若曙

转眼迈入了1965年，彼时我正就读于高中二年级。某日，正当课堂上我专心听讲，教导主任忽然将我唤至一旁，告知：“你父亲已经抵达，他现在下榻于锦江饭店，你去见见他吧。”我未曾多想，便断然应道：“不去！”然而，学校和家中都力劝我改变主意，让我逐渐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仿佛是一场关乎政治的使命，我终究无法推辞。

那日，姨夫带我抵达了锦江饭店。面对父亲，我并未感受到那份自然而然的亲昵，亦非恐惧交加——自从在历史资料中得知黄维曾在淮海战役中企图释放毒气，他仿佛化身为一尊杀人魔王，然而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并未觉得他便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正处于改造阶段，因此现场旁站了几位身着公安制服的陌生人，正在记录着什么。我并未感到紧张，只觉得有些异样。

我向他高喊“爸爸”，从他的表情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之情，他尽力寻找话题与我交谈。那次，父亲与一群战犯一同被带至参观，他们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他兴奋地向我描述途中的种种见闻。那次参观对他影响深远，他的思想转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父亲六十一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在你父亲被囚管理所期间，他始终将你的照片珍藏在左兜，视若至宝。”

也许因为我出生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往管理所里汇款，而你父亲却是从里面往外寄钱，我在这里管理过众多战犯，却从未见过如此情形。”

02、命运转折

当得知将被派遣至战场，与解放军交战之际，父亲将我们全家的安危托付给了姨夫。回想起那段时间，他或许已隐隐感受到了不祥的预兆。

1948年，国共两党间军事对决的征兆日益显著。8月，蒋介石对军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一支由约12万人组成的第12兵团，被誉为国民党的精锐之师。当时，外界普遍推测由第18军军长胡琏出任该兵团司令一职，然而，鉴于胡琏是陈诚的亲信，而陈诚与白崇禧等人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在各方势力博弈之下，久未涉足战场的父亲，却成为了蒋介石手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于国民党军队之中，我父以其清高与正直闻名，然亦有人谓其书卷气甚浓，不谙世事人情。尽管如此，我父早年投身军旅生涯，却颇为顺遂。他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首期学员。学成之后，他在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及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交锋中屡建奇功，因而亦迅速获得晋升之机。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点是，当年引导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的，竟然是方志敏。父亲与比他大四岁的方志敏早年都就读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们志趣相投，在方志敏的建议下，两人一起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不过，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方志敏后来从上海改道回江西，发动了农民起义，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更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考区招生的，竟然是毛泽东。父亲后来也曾回忆：“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抵达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由此可见，我早在早年便已认识主席。”由此可见，早期的国共合作，实为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然而，到了1927年，随着国共分裂，黄埔一期的学生们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父亲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人继续追随“校长蒋介石”，而陈赓、徐向前则选择了共产党。十余年后，他们在内战战场上相遇，这成为了黄埔军校另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

1932年，父亲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回到第11师，当时任第18军军长的陈诚对他非常赏识。父亲由此也被视为陈诚“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将领（注：“土木系”亦称“土木工程系”，“土”指代11师，“木”象征着18军，“工程”则代表18军下辖的工程旅。陈诚的基本干部大多出自这几个部队，而在国民党五大主力中，唯独18军由陈诚直接掌控）。当年父亲仅三十四岁便担任了18军军长，这充分体现了陈诚对他的深切信任。

淞沪会战成为了父亲终身难以忘怀的篇章。当卢沟桥事变骤然爆发之际，父亲正身处德国——那是在1937年2月，他从上海启程，原本计划在德国潜心学习军事知识一年。然而，8月13日，淞沪会战突然打响，他立即接到紧急召唤，从柏林启程返回祖国。历经艰辛，他终于回到上海，并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不久，他接任了第18军第67师的师长一职。那时的67师经历了极其惨烈的战斗，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他们坚守阵地整整一周。战斗到最后关头，他麾下的三位团长中，一位壮烈牺牲，两位身受重伤。师部除了一名电报员外，连文书、炊事员都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战后，经过整编，幸存者甚至无法再凑齐一个完整的团。

1980年，父亲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南行考察，途径上海之际，他罕见地提出一请求：希望能派遣一辆车辆，载他一人前往昔日与日军激战过的罗店地区一游，无需他人陪同。此请求令政协成员一时紧张不已，毕竟无人知晓他此行将有何等遭遇。经多番请示与商议，最终才得批准。

归自罗店之际，父亲显得情绪波动，这缘于罗店尚存众多在淞沪抗战中侥幸存活的老百姓。得知父亲身份后，他们激动不已，对他说：“当年并非责怪贵方，明白你们已竭尽全力。”这番话让他既感激动，又充满欣慰。

1938年，父亲再度投身于武汉会战的烽火之中。随着日军侵占越南，云南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父亲随即被委以重任，担任第54军军长之职。54军驻防于云南文山县，那里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据我后来从父亲的部下那里得知，当时父亲甚至下令让连队参与耕作、饲养家畜，以改善部队的生活水平。他和母亲则居住在庙宇偏僻的一隅，那是一间简陋的偏殿。

54军隶属第九集团军，该集团军司令关麟征乃何应钦的得力助手。然而，何应钦与陈诚之间素有嫌隙，相应地，我的父亲与关麟征之间也积怨颇深。不久，关麟征指控我父亲“虚报军饷”，企图将他罢免。经调查，虚报军饷确实属实，但父亲并非出于贪腐之念，而是鉴于士兵生活困苦，故而擅自增加了若干人员名单，以给予士兵们些许补贴。此事件在军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最终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期，得益于中美两国在滇缅地区的联合作战，云南便成为了美军活动的一个关键节点。据姨妈所述，当时昆明是美军驻扎的重镇，他们频繁举办舞会，活动丰富多样。郑洞国的夫人与我的母亲交情深厚，两人均以美貌著称，常被称为“美女太太”。她们常能遇见史迪威将军，他尤其喜爱孩子，我的姐姐那时也常与他们欢聚一堂。

去年，我意外地得到了史迪威外孙转寄的一张珍贵照片。图中，史迪威将军正站在滇池之畔，与杜聿明、郑洞国、关麟征、何应钦等众多中国将领合影留念。这是多年来，我首次目睹父亲身着军装时的英姿。照片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的身影，起初众人皆不知其身份，甚至有人猜测她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然而，在我第一眼见到这张照片时，便立刻认出她就是我的姐姐黄敏南。姐姐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再次看到这张照片，已是六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们无不为之动容。2009年5月，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莅临北京，我和姐姐一家特意设宴款待伊斯特布鲁克全家，那感觉实在奇妙。

昔日，54军受陈诚将军领导的中国远征军指挥，因此按理说，我的父亲亦属于远征军将领行列，然而任职期间颇为短暂，不久便遭排挤，被迫离职。2004年，我踏足云南滇西地区，随父亲昔日部属一同前往腾冲，缅怀国殇墓园。园中有一处，是为54军战士所设的墓地，其中亦包括我父亲的安息之地。父亲在担任54军军长之职的同时，亦在昆明担任防守司令。因此，抵达昆明后，我不禁四处探访司令部的旧址，但当地居民告知，原址早已拆除。

回望过往，我父亲参与的知名战役寥寥无几。我后来推测，这或许是因为父亲隶属于陈诚的亲信部队。陈诚通常惜才如金，他的精锐之师往往留至最后关头才派上用场。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主要投身于军事训练与教育工作的领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随着众多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国民党政府特地成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担任总监一职，而父亲则担任副总监，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则由蒋经国担任。在这段时期，父亲共训练了超过五千名青年学生。父亲与蒋经国之间关系融洽，多次携手合作。据外婆所述，他们曾有一年驻扎在杭州周边，蒋经国甚至曾造访我们的家中。

1947年秋天，国民党刚成立了一所新制军官学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父亲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从他本人的个性来讲，他也更喜欢军事教育，想好好办这所学校。所以当1948年得知被调往淮海战役前线——国民党方面叫“徐蚌会战”时，他并不想去打这场仗。接受任务时，他还跟蒋介石约定：“待我征战归来，我仍将重返军校，继续我的教育事业，届时校长一职将由胡琏同学接任。”

客观而论，久未置身军旅前线的父亲，与实战的战场已渐行渐远；同时，他对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亦深恶痛绝。尽管如此，身处其中，他亦感力不从心。他亦察觉到蒋介石此刻有临危受命的意图，拒绝实属不易。

蒋介石对父亲的信任与赏识不是什么秘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正宗的嫡系。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父亲，特地送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父亲本名“悟我”，然而他深知，这乃是蒋介石有意展现对他的信任与厚望，自此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更加坚定。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尽管父亲一生未曾对蒋介石发表过任何负面言论，即便在历经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亦然。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蒋介石的看法时，他仅以淡然之姿回应：“此公堪称英雄，然而其理念已显陈旧，故而遭遇了失败。”

03、淮海战役

父亲关于其被俘的详情，日后始终未曾多谈，我仅是从家族的闲谈中零星拼凑出些端倪。据家人所述，1948年12月初，第12兵团在双堆集周边的数个村落中被解放军所围。15日晚间，父亲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寄希望于能够侥幸保住些许余部。在那次行动中，他与副司令官吴绍周、胡琏分别乘坐战车试图突破重围。胡琏特意将一辆全新的坦克交予父亲，却未曾料想该车突发故障。他只得弃车而逃，最终沦为俘虏。而吴绍周因前两辆战车压断浮桥亦落入了敌手。唯有胡琏凭借一辆旧坦克成功逃脱。

事实上，回顾往昔，国民党当时已显露出败势，民心离散。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在淮海战役的尾声阶段，蒋介石下令第12兵团火速赶往徐州支援杜聿明兵团之际，国民党国防部内的中共卧底刘斐迅速将第12兵团的进军路线传递至西柏坡。据说，当毛泽东手中握有第12兵团的进军图时，蒋介石尚未接到国防部关于第12兵团的任何汇报。

一个广为人知的史实是，在双堆集战线的紧张关头，廖运周带领第110师毅然决然地反戈一击，这一行动成为了第12兵团最终被消灭的转折点。

1938年，正值武汉会战之际，时任656团团长的廖运周，向担任18军军长的父亲寻求支援，借得炮火以抗击日军。起初，两人素未谋面。然而，当父亲得知廖运周乃黄埔五期优秀学员，且其兄廖运泽曾是黄埔一期同学时，便慷慨解囊，借出八门重型火炮。廖运周不负所托，凭借这些火炮出色地完成了对日军的打击任务，从而赢得了父亲的深切信赖。

至1948年，廖运周已晋升为国民党第110师的师长。在父亲决心实施突围之际，廖运周主动向父亲请缨，表示愿率110师充当先锋，率先突破重围。父亲对廖运周的忠诚深信不疑，并对他寄予厚望，下令“坦克、大炮，皆由110师先行挑选”。然而，父亲却浑然不知，廖运周早在20年代便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廖运周在安徽省宿县发动起义，那些原本由他挑选的重炮，竟全部转向了对准了第12兵团。

全国解放之际，廖运周荣膺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之职，并于1955年荣列共和国首批少将。当其父获得特赦后，于一次黄埔军校校友聚会上与廖运周重逢，却高昂着头颅，不愿与之交谈。

父亲奔赴战场，而母亲则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据姨妈所述，淮海战役进入尾声时，父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母亲焦急万分，频繁向国民党国防部求助，对方却只是告知她必须突围。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我们全家，包括姨妈与姨夫，也一同被带到了宝岛台湾。

继而，在诸多文章及一部电影中，均有类似桥段：母亲前往寻胡琏索要抚恤金，岂料胡琏一见她便怒斥不已，声称第12兵团之所以全军覆没，全因父亲指挥失误，竟还敢上门索要抚恤金。然而，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闻过这等往事。据姨妈所述，胡琏在突围时坦克受损，亦曾受伤，姨妈曾陪伴母亲一同前往医院探望胡琏。姨妈告诉我，胡琏待她们颇为礼貌，故而我对此情节的真实性深感疑惑。

在台湾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对于那段台湾生活并无任何记忆。此后，我们又迁往香港居住了一年。我坚信两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我母亲抵达台湾后，她曾通过香港秘密地返回大陆一次，证实了父亲尚在人世，且大陆这边或许对她有所承诺，于是她下定决心，等待父亲归来。不久，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再次回到了大陆，并在上海定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多年来，我们家始终沐浴在一种隐秘而深沉的保护之下。

母亲重返上海后，成功获得了上海图书馆的职位。据悉，当时图书馆对录用她这样身份的人士有所顾虑，然而最终还是决定接纳了她。在周总理与陈毅寻求与民主人士进行座谈之际，他们曾提及母亲，对其自力更生、值得赞扬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年姐姐报考复旦大学时，校方起初对此存疑，不敢轻易录取；直至向总理汇报后，她才得以顺利入学。在大学期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姐姐曾积极报名参军，但无人敢予批准。她只得一层层上报，直至总理那里，最终还是未能获准。

04、最后的战犯

在那次被俘之际，我的父亲年仅四十四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一同被囚禁于北京功德林监狱。初入功德林，他的情绪异常激烈，与管教人员屡生冲突，并以此为契机，吟咏于谦的《石灰吟》以自励。这一情景，在众多战犯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描述他即便身处战犯管理所，依旧昂首挺胸，保持着将军的风范；他甚至蓄起了胡须，声称“在国民党时期所留的胡须，绝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剃除”。当时，监狱规定，每位战犯在阅读指定书籍后，需结合自身罪行进行读书体会的分享。杜聿明在阅读《论持久战》后，撰写了长达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请求将读后感寄予蒋介石。有些战犯在分享体会时，发言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然而，我的父亲却选择了沉默，既不言谈也不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等积极改造的战犯相比，父亲成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在描绘战犯改造过程的一部电影中，便有这样的场景：在一堂学习会上，众战犯纷纷积极揭露蒋介石的罪行，而我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未揭露，反而公然发表攻击和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人见状，便出手教训了他。面对挑衅，父亲并未屈服，双方最终演变成一场混战。特赦后，董益三与我父亲同住一栋楼，后来又在政协共事，两人时常一同乘车返回。然而，父亲从未向我提及此事，我想，即便真相如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发生的一切，父亲后来恐怕也早已淡然处之。

回想起来，这其中的趣味颇多。一方面，父亲堪称“顽固不化”的典范；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政府亦不惜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以期将他改造成更为合适的人选。

初入狱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堪忧。他身患五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进而引发腹膜炎，腹积水急剧增多，双腿肿胀，无法站立，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指示必须竭尽全力挽救他的生命。为治疗父亲的疾病，北京诸多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一堂，为他会诊。此外，政府还特地申请了一笔外汇，从香港购得昂贵的抗生素，以助其康复。

在父亲身患重病的四年时光里，管理所始终如一，每日为他奉上一斤牛奶、两个鸡蛋以及三两猪肉，即便是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这份关怀也未曾间断。父亲的内心深受感动，他曾言，若是往昔，即便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此严重的疾病和漫长的病程，恐怕早已命归黄泉。然而，那时的父亲仍存有几分抵触，他总觉得政府是在先将他的病治好，然后再有所图谋，因此他的态度始终不佳。

父亲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关于“永动机”的传奇故事。在被俘之际，他们曾在石家庄周边的井陉地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训。在那段日子里，他蛰居于茅屋之中，无所事事。日复一日，他观察着外界的人们打水时摇动辘轳的场景，心中渐渐萌生了一个奇异的构想。他坚信，重力无所不在，于是立志设计一台发动机，将重力转化为动力，使得这部机器能够永无止境地自动运转。他坚信，这将是能彻底改写世界工业格局的一次革命。

父亲向管理部门提出要求，希望提供研究条件，却遭到了理应的婉拒。此后，张治中受毛泽东与周恩来之托，前往管理所探望被关押的战犯。在此之际，他趁机托付张治中将父亲关于从事永动机研究的申请报告转交给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回应称，他构想的机器被称为永动机，而科学早已证明永动机的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项研究缺乏意义。然而，父亲并未因此放弃对永动机的执着，这也被视作他拒绝接受改造的一种表现。

文革爆发之际，他们被转移至秦城监狱，他在那里也声名鹊起，赢得了“惹不起”的恶名。随着社会上被扣上“反革命”、“特务”帽子的人日益增多，监狱人满为患。自1968年4月起，父亲便从北京的秦城监狱被转押至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过往曾监禁过溥仪以及众多日本战犯，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其管理方式亦颇显人性。在充分理解父亲的心愿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支持，即便那只是一场幻想。于是，他们从管理所的电机厂抽调了四名技术骨干，与几位学有理科知识的战犯共同组建了一个科研团队，协助父亲研发“永动机”。为了确保设计的顺利进行，管理所拨付了专项经费，并委托机械厂精心加工了一些技术难度较高的零部件。最终，依据父亲的设计蓝图，一台“永动机”得以制作完成。

自然，“永动机”仅转动了数圈便戛然而止，然而，父亲的内心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永动机”对父亲而言，既是灾祸又是福音——若非他持之以恒地钻研永动机而遭人误解为抗拒改革，或许他早在1959年便已重获自由；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给予他研究的自由，他的思想束缚得以瞬间解开。加之他此后游历多地，他由衷地表示，许多国民党未能完成的事业，共产党却做到了，因此他开始诚挚地反省自我。

仅于特赦前夕的一个月，父亲不幸突发心绞痛，生命垂危。管理所随即接到指示，要求不惜一切手段挽救其生命，他随即被紧急送往当时东北地区最顶尖的医院接受治疗。国务院领导更是亲自下令，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确保其特赦前生命无虞。公安部特地派遣了两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密切关注其病情和治疗进展。为此，医院特设了一个护理小组，每两小时对他进行一次看护，并鼓励他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强调特赦即将到来，务必坚强地活下去。最终，在特赦令颁布之前，父亲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昔日父亲被俘之际，国民党当局宣称黄维已战死，并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我想，这或许正是中共方面力图拯救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旨在驳斥国民党的片面宣传。

这些昔日战犯，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去向的权利——或重返故里，或由政府提供就业岗位，或享受国家的疗养待遇，甚至可选择前往香港。政府亦承诺，若获特赦者愿赴台湾，政府将提供充足的旅费，确保便利，并保证其归国后依旧受到欢迎。父亲最初的心愿是返回江西贵溪的故土，或许是想与母亲共度宁静的晚年，然而，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此举显然难以成行。那时的政策规定，家属若何地，战犯便应归何地，于是，特赦当天，上海统战部的工作人员陪同母亲前往北京，准备迎接父亲一同回沪。然而，或许是由于父亲身份的敏感性，中央最终决定将他留在北京，分配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后来我得知，台湾方面甚至承诺补发他中将二十七年来的工资，并邀请他前往台湾，但他均婉言拒绝了。他常常说道：“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他们没有对我下手，二是他们妥善照顾了我的家人，儿女们也均接受了教育。”

正因这段生命中不凡的篇章，父亲与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之间建立起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情感纽带。正如他所说：“金所长出身于红军子弟，却将宝贵的青春年华倾注在我们这些被认为无足轻重之人身上。”当年，金源所长曾陪伴他们最后一批获特赦的战犯抵达北京，在他们安顿妥当后，他再次返回抚顺。那天，众多人前往火车站送别金所长，父亲一生中鲜少落泪，但那天，他却泪流满面。回到家中，他长时间缄默不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父亲所付出的心血，他感同身受，甚至将那里称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特赦十年后的那个时刻，已届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重返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选择入住宾馆，而是特意要求住在当年被关押的旧址，于是在2号监室度过了一夜。

05、短暂的团聚

1975年，父亲的姓名终于出现在了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之中。那一年，对我来说，是记忆中最甜蜜的一年。我们家庭首次感受到了完整的温暖，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长达二十七年的等待，最终只换来了短短一年的相聚。幸福，如此转瞬即逝。

黄维与蔡若曙

母亲本名蔡维新，出身于杭州，而“若曙”则是父亲为她所取的美名。我的外公蔡仲初在当地享有盛誉，父亲在完成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的学业后，南下途中途径杭州，便拜访了外公的府邸，在那里邂逅了母亲。

母亲鲜少流露心底的情感。往昔，她曾前往功德林监狱探望父亲，试图劝他听从政府的教诲，然而却屡遭父亲斥责，斥责她是在协助共产党对他进行教化。母亲归家后心情沉重，然而她自那以后便始终守候着他，历经无数的风雨和运动，组织与朋友多次劝她放弃，但她从未有过此意。

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我国决定特赦首批战犯。此前，相关组织曾与母亲及姨妈有所接触，似有寒暄之意，因此母亲对父亲能获得特赦抱有极大的期望。当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了首批特赦名单，其中功德林一号监区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十人获释，然而父亲的姓名并未列入其中。这一消息对母亲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她便开始出现了幻听的迹象。后来我得知，首批特赦名单中原本有他的名字，但由于秦城监狱的强烈反对，特赦一事被搁置，最终拖延至最后一批才得以实现。

黄维夫人蔡若曙

1960年，第二批特赦名单揭晓，然而父亲的姓名依旧缺席。次年，1961年，名单延续，1962年亦然。直至1966年，六批名单陆续公布，父亲的身影依旧未见。母亲在一次次满怀期待中，最终陷入绝望与失望的漩涡。时至今日，回想起那些岁月，我仍难以揣摩她内心所承受的巨大折磨。

依照文革前的步调，父亲或许能提前数年重获自由。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横扫全国，军队接管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实施军事管理，特赦程序也因此中断。文革的爆发使得父亲获释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那时，母亲已退休，她前往北京协助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姐姐照料孩子。清华的红卫兵以强悍著称，他们迅速将母亲这位“反革命家属”揪出，母亲因此被遣返回了上海。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恰逢“上山下乡”的风潮。我心存不舍，不愿远离母亲，老师和同学们也纷纷为我争取留在附近的农场，但终究徒劳无功。最终，我被下放到吉林的偏远农村。临别上海之际，母亲痛哭流涕……我家住在三楼，往昔每当我忆起某事，总会下楼唤她。然而，我离去后，母亲常常错觉我还在楼下呼唤她，幻听的症状愈发严重。1970年某日，几名公安人员来到上海，记录下我们所有子女的住址和近况。看来父亲即将归来，母亲的内心再次燃起了希望。然而，未曾料到的是，转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又让一切变得无迹可寻。如此沉寂，又是数年时光。

终于是时候得知，父亲已被转至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我们长久以来皆未能获得他的任何消息，亦不知他确切身处何方。

自从十七岁与父亲见了一面后，在我心目中，这个父亲离我就近了，我开始把他当成家里的一员。因为我在吉林插队，知道父亲在抚顺后，我告诉妈妈说：“我要攒够路费去探望他。”那时，我才首次得知父亲的生日是正月十三，因此在那一年的春节，我特意在家中多备了一双筷子。

黄维接过特赦书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同获得特赦。抵达北京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志及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同志，特地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他们。父亲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的代表，发表了即兴的答谢演讲。此次宴会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香港时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即为《祝贺黄维将军获释》。

在前往北京迎接父亲的前夕，我分明看到母亲那如释重负的深长 sigh，她轻声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她如释重负的释然，仿佛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将将我托付给父亲。然而，在那次重逢的时刻，我并未在场。父亲作为那批战犯中的“代表人物”，传闻众多记者都在期待这一刻的到来，然而他们却表现得异常平静，让那些翘首以盼的记者颇感失望。相比之下，其他被特赦的战犯与家属相会时，场面则显得格外激动。

父亲的特赦，为我提前画上了吉林插队生活的句点。十年时光流转，再次与父亲相见，他的头发已斑白，身形也变得清瘦，宛如一位步入晚年的长者。

以父亲为代表的十一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离去，这笔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黄维与蔡若曙

事实上，自父亲回归生活之后，母亲的状况并未有所缓解，反而承受了更沉重的精神压力。每当父亲外出工作，母亲便会在中午和傍晚时分，提前下楼等待他的归来。稍有延误，她便会感到极度不安，仿佛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她的幻觉加剧了，常常感觉到有人企图将父亲从她身边夺走。在那段日子里，母亲一直在服用药物，而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极为显著，使得她整日昏沉欲睡。对于母亲的病情，父亲并不完全理解，而母亲则深陷自责，频繁地表达自己拖累了一家人的愧疚之情。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又赶紧下了楼，有人告诉他说：“不久前，一位老太太投河自尽。”父亲虽不善泳，但在紧急关头，仍毫不犹豫地跃入河中。幸而，一位路过的学生及时下水将他救起。

在我获特赦之际，公社人员亲自来到我插队的地方，传达了可以重返城市的喜讯。我的户籍先是迁往上海，随后又需转至北京，因此那段时间我频繁往返于劳动局处理户籍事宜。当我返回家中，却目睹河边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排列成一条长龙。我并未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心想我们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然而，还没来得及踏入家门，便被人拦下，直接被送往了医院……

之前，妈妈的幻觉一直没有停过，她总是觉得有人在召唤她。跳河前，她曾吃过安眠药，被救了过来。我们希望她在北京住院治疗，但那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医疗关系没转过来，觉得她的症状没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还待在上海，可能还好一些。龙华医院的医生后来对我说：“按照常理，面对你母亲那样的状况，你不该选择下乡，而应陪伴在她身边。我们愿意出具证明，但在文革期间，像你父亲那样的历史问题，又有谁敢轻易出具这样的证明呢？”

妈妈的离世对父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病倒在家，错过了母亲的告别仪式，只能卧病在床，悲痛欲绝，泪水涟涟。我们建议他撰写挽联，他却率先写下“难妻”二字，大家均觉此言不妥，纷纷劝他修改，最终他也点头同意。

谁曾料想，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父亲终于归来，然而母亲却落得如此结局。母亲内心情感丰沛，求知欲望强烈，即便与父亲结为连理，她也决意不做一个典型的官太太，渴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去生活。她曾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一位充满独立精神的新女性，却不幸生不逢时，未能赶上属于她的时代机遇。

在我记忆中，妈妈很少提起父亲。唯独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及他的模样，妈妈轻描淡写地描述道，身着军装的爸爸显得格外英姿飒爽，这竟是妈妈难得对父亲作出评价，语气中隐隐透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自豪。然而，话锋一转，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黯淡，提及当年她从台湾经香港返回内地时，在罗湖口岸，父亲的照片不幸被没收。因此，我们至今未能保留下一张他的影像……

06、未竟的心愿

母亲离世不久，父亲曾对我言道：“你妈妈将你托付于我，我定要为你安排妥当。”我深知，父亲对我的爱护中蕴含着复杂的情感，既有愧疚，也有对母亲承诺的坚持。不久后，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院要求他立即接受手术。然而，他却坚持在我手术前完成我们的婚事登记，仿佛是在表达他对我的最后牵挂。我坚决反对，坚持要等他手术康复后再行婚事，我们陷入了僵持。在此之际，有人推荐了一位老中医，不知为何，他服用中药后竟然避开了手术。直至他离世，膀胱癌也未曾再露头角。我后来深感庆幸，因为父亲住院不久便遭遇了唐山大地震，若当时真的手术，他恐怕不知还能再坚持多少年。因此，也有人说他的命格“硬”。

父亲的执拗性格始终未曾改变。在获得特赦后，父亲被分配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少人在撰写回忆录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片面之词、夸大事实，甚至出现不实之词。然而，父亲对这份工作却表现出了极高的敬业精神。与我父亲一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杨伯涛，曾是陈诚麾下的一位重要将领。他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指出，邓演达的遇害是因陈诚的告密所致。邓演达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分子，在黄埔军校军人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邓演达所组织的“第三党”亦因此成为蒋介石的忌恨对象，悬赏通缉。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不久便被枪杀，这一事件在社会及黄埔军校军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至于究竟是谁出卖了邓演达，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父亲坚信，鉴于陈诚对邓演达深厚的情感与敬仰，他绝不会背叛朋友以求功名利禄。他进而特地致信农工民主党中央，力图探寻事件的真相。不久，对方予以回复，明确指出背叛邓演达的并非陈诚，而是名叫陈敬斋的个体。令人遗憾的是，陈敬斋在1951年已因罪在江西被执行死刑。

不过，从这个事情当中或许也可以看出，即便在经过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父亲对陈诚依然“忠心耿耿”。我记得他被特赦之后，有好几位写军事文学的人想采访他，以他为主角写文章。但都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还建议人家：“你们去写陈诚吧！”在当时，谁又敢深入研究陈诚呢？父亲后来有机会前往香港，还带回了大量与陈诚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1987年，他与邱行湘一同访问了浙江青田陈诚的故乡，并提出了多项建议。青田据此修复了陈诚故居和陈氏家族墓地。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未曾提及，他常常自嘲为“败军之将”，可能在他看来，这是军人的极大耻辱。而到了台湾的胡琏等将领，对双堆集之战也选择沉默。由于其他当事人的沉默，被俘的第18军军长杨伯涛的回忆成为了淮海战役研究中最受引用的材料。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描述了许多细节，旨在证明自己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和父亲的失误。随着父亲等亲历者的离世，他的许多说法逐渐成为孤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历史图景将逐渐显现。

父亲的晚年依旧秉承着军人的严谨作风。晨曦微露，他准时起身；夜幕降临，他按时安寝，作息时间如同刻在心中的一般坚定。他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桌上的书籍摆放得井井有条，不论是待阅、正在阅读还是已阅的，皆一目了然。即便是日常散步，步履间亦透出军人的规范，目光不旁骛，直视前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彰显着军人那份不屈的风采。

我深切地感悟到，尽管父亲外表严肃，甚至带有些许刻板，但内心却藏着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他与一些老战友重拾联系，我后来翻阅了他们之间的书信，每一封都流露着深切的情谊；他不仅为战亡的旧部修缮墓地，还寄送抚恤金；更有不少境遇困顿的老部下找到父亲，他尽力为他们开具证明，寄送金钱和粮票，竭尽所能给予援助。

父亲生前，鲜少提及母亲。自1970年恢复联络以来，他们之间的信件至今仍珍藏于我手。父亲离世后，我逐一翻阅这些信件，逐渐领悟到他对母亲的深切情感。其中，一封在临近中秋之际所写的信件，让我印象深刻。在这封如同例行公事般正式的信件之后，意外地出现了一句“千里共婵娟”。如今回想，这简短的一语，却深藏着他们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感……

到了晚年，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在两岸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衷心祈愿祖国早日统一，同仇敌忾，同心同德。若统一之梦早日成真，我愿亲自踏上宝岛，与诸君举杯共庆。”特赦不久，他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初行之际，实属冒险之举，鉴于其身份特殊，台湾方面听闻其抵港后，亦派遣多人前来。父亲所居酒店附近时常有身份不明者出没，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亦在暗中对他提供保护。最终，父亲调整了行程，提前返回。

随后，父亲频繁往返香港，与台湾的联系逐渐紧密。到了1989年，他正积极筹备赴台之行，并打算拜访陈诚夫人谭祥。手续这边已办理妥当，那边亦即将完成，却不幸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或许，父亲在事业的道路上并未取得辉煌，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却未曾消减。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未能及时倾听他那些生动的故事，而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在世时，心中怀揣着一个愿望，即国民党的抗战贡献能够得到公正的认可，这便包括了他亲身参与的淞沪和武汉两场重要战役。然而，那时的政治环境显然尚未成熟，无法满足他的期望。直至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贡献才首次得到了全面的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有幸代表父亲领取了一枚纪念勋章。此后，我特意将这枚勋章带到了八宝山，向父亲诉说了这一喜讯。我相信，若他得知此事，定会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