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转型,郭台铭面临挑战,企业需加速创新应对新格局
最近在看一些商业史的旧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很多大佬的衰落,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把一件“对”的事情,做得太成功、太持久了,以至于把时代红利误认成了自己的核心能力。
当时代的车轮一拐弯,他们就成了路径依赖最严重的受害者。
郭台铭和他的鸿海,就是这规律的一个绝佳样本。
我们得先捋一捋,富士康这门生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说是“代工”,是“制造业”,这都没错,但不够底层。
如果用更金融的视角看,富士康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套利”。
它不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在利用不同市场之间的“价差”来赚钱。
具体来说,它套取了三种核心的“利差”:
1. 劳动力成本利差:这是最基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上行,而大陆有大量纪律性强、成本极低的劳动力。
这个巨大的成本差,是富士康模式的第一桶金。
2.政策红利利差:作为早期进入大陆的标杆性外资,鸿海享受了土地、税收、水电等一系列超国民待遇。
这些政策倾斜,本质上是大陆用未来的收益,来换取当下的工业化启动资金和管理经验。
这个“政策差”,是富士康模式的强力助推器。
3.全球化分工利差:在那个“美国设计、中国制造、全球销售”的黄金年代,鸿海卡住了最关键的“制造”一环。
它像一个巨大的转换器,把苹果的设计图纸和大陆的廉价要素,高效地转换成iPhone,享受着全球化产业链中最稳定的一块利润。
可以说,郭台铭是一个顶级的套利大师。
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三个巨大的、持续了三十年的利差空间,并用军事化的管理和超强的执行力,把这个套利模式做到了极致。
几十万、上百万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像精密的齿轮一样运转,这就是套利机器的物理形态。
问题出在哪?
问题在于,任何套利空间,都有被填平的一天。
这就像两个水池,水位差越大,水流越湍急,发电量就越大。
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个水池的水位总会趋于平衡。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利差是怎么消失的。
首先,劳动力成本利差在快速收窄。
大陆的人工成本逐年上涨,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家不再满足于糊口的工资,开始要求更好的福利、更人性化的管理。
这时,郭老板想到的第一反应,是去寻找新的成本洼地,比如印度、越南。
这在逻辑上没错,继续执行他的套利模式。
但这次他失算了。
他没算清一笔“隐性成本账”。
印度的劳动力是便宜,但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工人的纪律性和熟练度,都存在巨大的“折扣”。
2021年印度工厂食物中毒引发的骚乱,和只有五成的良品率,就是对这笔隐性成本的无情计价。
他发现,便宜的劳动力,和“能用的、便宜的劳动力”,是两个概念。
大陆当年提供的,是后者。
其次,政策红利利差基本消失。
当大陆自身的产业链已经成熟,本土企业如立讯精密、比亚迪电子也能承接高端制造订单时,地方政府再像过去那样“无底线”地补贴单一外资企业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水养大了,池里的鱼也多了,渔夫没必要只给一条鱼喂食了。
2023年针对鸿海的税务和土地调查,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其信号意义远大于事件本身。
它标志着“超国民待遇”时代的正式落幕,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全球化分工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了。
中美贸易摩擦,让苹果这样的巨头开始警惕“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
苹果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一部分订单分给大陆本土厂商,另一部分尝试向印度、越南转移,这是CEO对董事会负责的必然选择。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鸿海的“包圆”地位。
过去,它是苹果的“唯一解”,现在成了“选项之一”。
当三个核心利差都开始收窄甚至消失时,鸿海这台套利机器的燃料就被抽走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算三笔账,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郭台銘的困境。
第一笔是金钱账。
这笔账最好算,也是过去三十年最成功的。
鸿海营收从几千亿新台币冲到几万亿,郭台铭稳坐首富宝座。
但现在,这笔账开始变得难看。
去印度建厂的百亿美元投资,短期看是巨额亏损;在美国威斯康星画的大饼,成了烂尾楼,是沉没成本;大陆业务的利润率,在本土同行的挤压下不断下滑。
赚钱的效率正在变低。
第二笔是情绪账。
这笔账,郭台铭算得最差。
他那句“给大陆赏饭吃”的言论,在商业上是极其不职业的。
它暴露了一个套利者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忘记了合作是双向的。
他可能觉得,我提供了百万就业、巨额税收,发句牢骚怎么了?
但他没算明白,对于一个快速崛起经济体里的民众而言,“尊严”和“机会”的情绪价值,在某个阶段会超过“金钱”的实际价值。
你赚了我的钱,还要摆出一副恩主的姿态,这是对情绪账户的严重透支。
这种透支,最终会以舆论反噬、品牌形象受损的方式,从金钱账上扣回去。
第三笔是机会成本账。
这是最可惜,也是最致命的一笔账。
过去三十年,鸿海躺在“套利”的温床上,赚了太多轻松的钱,从而失去了建立自己“护城河”的最佳时机。
它的护城河是什么?
是规模,是流程管理。
但这不是技术护城河,也不是品牌护城河。
一旦客户(苹果)转移订单,或者有成本更低的替代者,这座城墙就形同虚设。
反观同样做代工的台积电,它把利润投向了极致的研发,建立了制程工艺上无人能及的护城河。
而大陆的一些企业,则在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
鸿海最大的机会成本,就是在最赚钱的时候,没有下定决心完成从“套利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转型。
现在想转,无论是搞电动车还是半导体,都发现赛道里早已挤满了更专注、更凶悍的对手。
所以,郭台铭的“失算”,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决策错误,而是他对时代变迁的系统性误判。
他像一个开了三十年顺风船的老船长,当风向变了,他还在用旧的海图,甚至试图对抗风向,结果自然是步步维艰。
他的故事,对我们普通人也有警示:一定要时常反思,我们今天赚的钱,到底是来自自己的核心能力,还是仅仅搭上了时代的便车。
分不清这一点,当便车到站时,我们可能会是那个被甩下来的人。
共勉共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