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将帅恩怨：一段关于共和国第一烈士的历史公案

1959年的庐山之会，彭德怀刚刚结束对八国的访问归来，原本计划请假，拟由黄克诚代为出席，然而毛泽东亲自拨通了电话，邀请他务必参会，彭德怀这才决定亲自登山。

6月29日，彭德怀、贺龙、康生、张闻天、习仲勋等领导同志集体乘车前往武汉，随后转乘轮船，于7月1日清晨6时抵达九江。

在旅途中，彭德怀与张闻天、贺龙等人频繁互动。目睹着飘扬的红旗和涌动的人群，炼钢的热情如同酷暑中的烈日般炽热，彭德怀感慨道，如此勤劳的人民，若不能完成任务，该如何是好呢？

贺龙：只得粗制滥造、虚报产量。

彭德怀直言不讳，倘若非我国人民齐心协力，恐怕匈牙利事件亦将重现。

张闻天立即阻止彭德怀。

在7月3日至10日的短短八天里，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中连续发表了七次讲话或参与讨论，针对若干情况和问题发表了意见，其中部分措辞较为严正。

尤其是针对抵制“左”倾路线和抵制个人崇拜的问题，彭德怀明确提出了8项具有全局性、极具锋芒的见解：

1. 人民群众公社的建立略显过早，正当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诸多优势初露锋芒之际，便迅速转向了公社化道路。遗憾的是，这一转变并未经过充分的试验。若能先行试验一至半年，效果或许更为理想。

自北戴河会议以来，出现了“左倾”倾向，引发了关于“全民办钢铁”这一口号正确性的讨论。

3. “全民参与工业发展”，在限额以下已推动1.3万余个项目，接下来应如何应对？

4. 各协作区与省份均需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这非一两个五年计划所能轻易实现。

5. 在我们党内，“左”的倾向往往难以纠正，而“右”的则相对容易调整。“一旦‘左’的倾向显现，便会压倒一切，导致许多同志因顾虑而不敢发声。”

6. 成绩斐然，然而其缺点却是在短短数月（9月至11月）内显现，其影响却远不止局限于三个月。

7. 获得的宝贵经验与教训，责无旁贷，人人共享，其中亦包含毛泽东同志。我亦分担其中一份，至少在那时，我并未表示异议。

8. 当前情形已非党委集体领导作出决策，而是个人主导；由第一书记作出的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力于树立集体权威，却专注于个人威信的构建，实属异常，且充满风险。

公正而言，彭德怀所发表的相关言论与插话，锋芒逼人，言辞犀利，自难逃毛的耳目。

毛泽东在庐山

7月10日，毛泽东同志安排召开讨论会议，并制定会议纪要。随后，办公厅于7月11日发布通知，宣布会议于15日正式闭幕。

彭德怀原计划在会议结束后前往南京进行视察，然而，鉴于会议未能解决实际问题，他决定致信毛泽东。该信于7月14日被发出。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发布通知，宣布会议将推迟举行。同时，“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被发放给与会代表传阅，林彪、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亦接到通知，要求他们一同前往山区参加会议。

7月16日，各小组陆续展开了对彭德怀所提“意见书”的讨论。然而，至7月18日，彭德怀却声称该文档实为自己致毛泽东的私人信件，并非意见书，并请求予以撤回。尽管如此，此请求并未得到任何人的重视。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一场讲话，言辞间时而轻松幽默，时而犀利尖锐，对彭德怀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与定位。

平心而论，在几位资深将领之间，朱德对彭德怀抱有同情，而聂荣臻与叶剑英则不仅关注信件内容，更从彭德怀的态度入手，言辞中透露出诚挚与恳切。在这样的氛围中，彭德怀被质问究竟是张飞还是魏延，需通过低头检讨以明心志。

毛泽东所提出的“文武双全，相得益彰”之论，更是令众人惊叹不已。

林彪言辞简练，却极具震撼力，每句话都能直击要害。尽管如此，林彪明确表示，会理会议期间他致信彭德怀之事与他无关，这一澄清让彭德怀深感感激。

刘伯承与陈毅的言辞中鲜少出现过激之词，反倒是贺龙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

罗荣桓、贺龙、聂荣臻

7月21日，在小组会议上，贺龙分享了其对当前形势的独到见解：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积极性，并非情绪过激或数据夸大。我们的不足尚微，不足以盖过全局。对于如此庞大的国家与众多人口，工作中出现些许瑕疵或错误实属正常。更重要的是，这些不足和错误都能迅速得到修正。”

“去年我们遭遇的某些‘左’倾偏差，实则源于在克服右倾保守主义错误、贯彻总路线并取得辉煌胜利的过程中，工作方法上存在的不足。既然如此，便无需过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或难以纠正的错误。”

贺龙评价彭德怀的信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

贺龙的言辞中，虽主要针对信函中的某些具体措辞发表了个人见解。然而，其中一句，却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言道：

“彭总曾在火车上提及，‘若无我国工人与农民的勤劳与忠诚，或许便需红军驰援’。”

此言分量颇重，亦引发了毛泽东的深切警觉。于是，在23日的讲话中，他明确表示：“若解放军不随我而行，我便将寻求红军的支援。”

此言一出，与会的高级将领们无不愕然，心忧军队分裂之虞。幸得毛泽东续以半句“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才使得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

贺龙素以仗义著称，那为何在批评彭德怀时却毫不留情，言辞激烈至极呢？

有分析称，可能因以下原因：

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的看法各异。贺龙坚定地站在支持者的行列，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但成就同样显著。他指出，“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干劲，而非方向、具体工作安排或指标设定上存在的问题。”

贺龙党性坚定，始终秉持己见，为此甚至不惜与彭德怀产生分歧。尤其是中央已对彭德怀所涉“问题”作出明确界定，避讳之处便愈发显得微不足道。

其次，在私人关系方面，亦存在些许隔阂。除去刘帅，贺龙与彭德怀在十大元帅中的关系亦显得并不那么融洽。彭德怀性格严谨，而贺龙则曾是旧军队中的高官显贵，兼具侠义之气，二者在性格上显得格格不入。自革命初期起，他们之间的交往便未曾和谐过。

尤其是那件发生在早年的旧事，彭德怀对此对贺龙心怀不满。

彭德的入党引荐人系段德昌，在十大元帅中，他的入党时间相对最晚。彭德怀对段德昌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段德昌在“肃反”扩大化时在目睹挚友遭受不幸，贺龙身临其境却无力阻止，纵然最终的决定权握在夏曦手中，然而——此事在彭德怀心底播下了不快的种子，自此对他对贺龙的好感荡然无存。

在延安岁月，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主张派遣贺龙赴苏联深造。尽管彼时彭德怀对贺龙持有不少微词，然而毛泽东并未采纳这一提议。毛泽东对那段过往作出评价时指出：彼时，政治上已存疑虑。贺龙虽未直言其意，但显然心中存有想法。

在解放战争年代，一野的骨干力量源自贺龙的直接麾下，该野战军并非由贺龙亲自统领，而是由彭德怀接任指挥权。

贺龙未曾发表己见，即便在1947年彭德怀与廖汉生、贺炳炎等人之间爆发争执时，他亦力挺彭德怀，并对昔日的亲信进行了训诫。然而，这一行为更多是出于对大局的考量，并不意味着贺龙内心毫无波动。

自庐山会议落幕之际，1959年9月17日，林彪正式肩负起国防部长之重任。

9月26日，军委发布通知。

依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担任副主席，其中贺龙同志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1月10日，贺龙任国防工委主任。

林彪（右一）

事实上，在此之前，彭德怀曾三次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请求，但均未获其首肯。

在1959年7月25日的庐山会议上，曾希圣对彭德怀提出了质疑：

你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决议，决定设立两个专项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彭德怀同志及习仲勋同志进行审查工作。在此过程中，贺龙同志被任命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

然而，有必要明确指出，该专项审查持续了两年之久，期间并未对彭德怀强加所谓的“里通外国”之“罪名”。

在1965年，据传贺龙遵从领导人的旨意，毅然决定废止了军衔制度。

同年7月7日，在贺龙与康生的具体指导下，中央党校派出代表与彭德怀进行了交谈。随后，于11月28日，彭德怀得以重返岗位，离开北京，前往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