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响”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背后——苏联老大哥的最初贡献：成败之间的历史天平

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但真正让中国原子弹成功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决心和智慧。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钱三强用从苏联带回的核探测仪器在现场演示铀矿射线检测，当仪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在场的中央领导们深刻意识到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代号02工程。在苏联的有限援助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艰难起步。然而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作为回应，中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意为“争气弹”，以此明志。

一、苏联援助的有限开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核威胁，毛泽东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不得不寻求外部援助。

1954年10月，毛泽东向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核武器方面提供帮助，但遭到婉拒。赫鲁晓夫劝说道，中国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面临挑战需要中国支持，苏联的态度才发生转变。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根据协定，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1958年6月，苏联援建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

在导弹研制方面，1957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

二、援助的局限与保留

苏联的援助并非毫无保留。在协议执行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对关键技术有所保留。苏联专家只愿回答一般性的技术问题，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则闭口不谈。在导弹培训方面，苏联提供的是已从苏军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的P-2型导弹。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技术副大队长的黄迪菲回忆：“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更关键的是，苏联领导层内部对援助中国核武器存在分歧。米高扬公开反对提供原子弹模型，而布尔加宁则支持提供。赫鲁晓夫最初倾向于支持提供援助，但后来改变了立场。

1958年7月底至8月初，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当毛泽东再次提出对原子弹研制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再次拒绝。他表示：“如果我们给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话，那么，美国人就会把自己的原子弹给西德人。我们拥有原子弹，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可以保护你们”。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援助有明确的战略考量：一方面希望通过援助使中国在军事上依赖苏联；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苏联可以通过援助控制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进程。

三、苏联撤援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以“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验和核不扩散问题的谈判”为由，致函中共中央宣布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1960年7月至8月，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苏联专家在离开时表示：“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共中央毅然宣布：“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苏联撤援确实给中国原子弹研制带来了巨大困难。聂荣臻承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然而，苏联的援助也存在局限性，转让的技术缺乏基本细节和设备，无法形成功能完整的产品。

但中国也在援助终止前获得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技术知识，这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专家撤退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四、自力更生的“596”工程

苏联断援后，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了全面自主研制阶段。中央专委成立，协同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联合攻关。在理论设计方面，科研人员面临巨大挑战。第一次计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给的数据大相径庭。经过九次计算，周光召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确认：“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在西北荒漠的金银滩，来自全军26个单位的5000余名指战员以3顶帐篷起家，进行“草原大会战”，迅速建起核试验基地。为配合中央决策，世代居住在此的6000多名牧民毫无怨言地搬离故土。在艰苦的条件下，邓稼先率领理论设计团队，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最原始的工具，含辛茹苦地把原子弹的设计轮廓勾勒出来。点火中子源技术研究团队在没有仪器设备的情况下，用沥青油毡作顶棚、芦苇秆抹灰当墙建成实验室，成功捕捉到实验变化的宝贵瞬间。

经过全国上下齐心协力，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句话是：“是真正的原子弹爆炸吗？”在得到王淦昌“当然是！”的肯定回答后，全国沸腾了。

五、历史意义与启示

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是国家意志与科技力量结合的典范。邓小平后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苏联援助在中国核武器研制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其明显局限性。苏联通过出售设备、提供初始设计和培训人员，向中国提供了核技术的基础知识，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了引路、争取时间的作用。

然而，由于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限制，最终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问题都是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独立解决的。原子弹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历程展示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突破原子弹技术的关键。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但更看到的是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代科技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的身影。一位曾参与核试验的科学家感慨道：“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1999年，《纽约时报》曾质疑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能力，于敏院士指出：“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原子弹成功的最核心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