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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毛主席踏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此次出访苏联，不仅标志着毛主席的第二次苏联之行，亦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海外之旅。此行，毛主席肩负着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盛典的重任，并参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

随着飞机即将平稳降落，随行的翻译恭敬地将一份讲稿递至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如常地抓起一支铅笔，迅速浏览一番，随后示意翻译请杨尚昆同志前来。

毛主席以询问的语气向杨尚昆提出：“机场上还须发表讲话吗？”杨尚昆回应称，鉴于此次为公开访问，遵循常规，发表简短讲话为宜。毛主席稍作沉思后，进一步询问是否可以将预先准备的讲稿改为即兴发言。杨尚昆表示同意，强调讲稿仅作为参考，并非必须照本宣科。

“暂且存为备用。”毛主席一边说道，一边将那份讲话稿细心地收入了口袋。

飞机抵达莫斯科的瞬间，毛主席的尊容一露于舱门之侧，机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赫鲁晓夫等苏联的资深领导人纷纷步出舷梯，胡志明亦紧随其后，立于赫鲁晓夫之侧。毛主席即将踏上地面之际，他主动向赫鲁晓夫伸出援手，两人于舷梯之下紧紧握手、深情拥抱，互致问候。

毛主席与胡志明随后紧紧相拥，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相互致以问候。在赫鲁晓夫的引领下，毛主席逐一与苏联领导人握手，检阅完仪仗队后，毛主席即兴发表了一篇讲话。

在仪式告一段落之后，赫鲁晓夫亲自陪同毛主席登上了专属车辆。在旅程中，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就会议事宜展开了深入的交谈。当得知自己竟是唯一被指定在克里姆林宫下榻的外国贵宾时，毛主席却轻松回应，提及此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女士和郭沫若先生，他期望苏联方面能对他们给予与自身相同的礼遇。

“我国代表团的核心成员悉数被安置于克里姆林宫之中，宋庆龄女士更是配备了专属的警卫长以及专设的用餐区域。”赫鲁晓夫立刻回应道。

十月革命庆典落幕之际，随即展开了莫斯科会议。会前，毛主席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议题涵盖广泛，其中特别聚焦于接班人的议题。

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之中，毛主席严肃地向赫鲁晓夫透露，他已决定辞去国家主席的职位。事实上，早在半年之前，赫鲁晓夫便已听闻此消息，故而并未感到出乎意料。他随即询问毛主席，是否已有合适人选接任此重任。

“确实，党内有着几位同志，他们的能力与我相仿，甚至有过之，他们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毛主席如数家珍，一边扳着手指，一边开始向赫鲁晓夫列举。

首当其冲者，乃刘少奇也。刘少奇与毛主席，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早期伙伴与核心成员，关系尤为紧密。尽管二人故里相隔仅五十余里，然而他们的相识却是在各自出生二十余年后。彼时，毛主席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一职，而刘少奇则受中央派遣，返回湖南协助毛主席工作。

在安源工人罢工的激烈斗争中，刘少奇忠实地遵循毛主席“哀兵必胜”的战略指导思想，最终助力罢工斗争取得辉煌胜利；面对“二·七惨案”的惨痛后果，刘少奇严格执行毛主席“弯弓待发”的战略部署，为两人日后精诚合作的序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毛主席将他的核心精力倾注于农民运动的推动之中，与此同时，刘少奇同志则专注于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进入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刘少奇同志则提出了针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战略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刘少奇应毛主席之荐，担纲中原局书记一职，从而开启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皖南事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采纳了刘少奇的策略，成功挫败了蒋介石意图挑起内战的图谋。

1943年，毛主席与刘少奇光荣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自“七大”召开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率先构成了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继此之后，陈云和邓小平同志相继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得以最终确立。

“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他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但他的缺点是灵活性不够。”毛主席说完了刘少奇，扳了一下指头，又说起了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的确，我也深有同感，此人确实非同小可。”赫鲁晓夫点头予以肯定，此言之下，赫鲁晓夫早已领略了邓小平的非凡才干。

在毛主席二次访问苏联的前一年，邓小平作为代表团成员踏足苏联，出席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会议开幕之际，赫鲁晓夫在总结性发言中阐述了通过议会多数实现和平过渡至社会主义的理念，并对斯大林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贬低。

苏联的立场出现了如此显著的转变，出乎中国代表团的预料。团长朱德在政治上显得格外稳健，倾向于避免对苏联内部事务妄加评论，然而，邓小平却毫不犹豫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明确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式是错误的，但这一观点并未与苏联方面进行沟通。

会议落幕之际，邓小平率先踏上归途，

并向毛主席做了详尽的报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见解表示高度赞赏，随即召集会议，就赫鲁晓夫的讲话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发表文章，对斯大林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八大”隆重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总书记，成为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员常委。

不久，随着东欧局势的剧变，邓小平肩负重任，再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程。

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所做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激起了轩然大波。趁着这一时机，各国的反动势力纷纷发动了反苏、反共的浪潮。波兰的反应尤为强烈，使得苏波关系迅速陷入了紧张状态。

与此同时，匈牙利警方及部分军方力量亦与苏军爆发了冲突。

“我们不做仲裁人。”

随后，中共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展开了会谈，对波兰代表团坚决抵制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立场表示坚定支持，同时亦敦促他们从全局出发，妥善处理。经过多轮深入交流与协商，波兰事件最终得以较为稳妥地得到解决。

然而，匈牙利局势愈演愈烈。邓小平力主苏军不应撤出匈牙利，而是应先稳固政权，防止其落入敌手。赫鲁晓夫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采取进攻策略，成功挽救了匈牙利的危机，并恢复了国内的社治安定。

邓小平此次访莫斯科，给赫鲁晓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赫鲁晓夫曾回忆道：“别看他身材略显矮小，但他的智慧与思想境界却十分卓越。”

谈及邓小平之后，毛主席轻轻按下了第三个手指，转而谈到了周恩来总理。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方面，周恩来总理的能力远胜于他，他擅长化解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话锋一转，毛主席又按下了第四个手指，话题转向了朱德。

他德高望重，然而鉴于其年事已高，我们并不期待他能够主持日常工作。岁月不居，时光荏苒，年龄的洪流终究难以抗拒。

在这番会面中，毛主席与赫鲁晓夫毫无保留地探讨了有关接班人的事宜。他们的期望是，无论未来何人接任，苏联方面都能秉持友谊的原则，如同对待自家人一般，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我们必将如此行事。”赫鲁晓夫挥动着手势，断然应允。

参考文献：

张树德编著，《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的经过及其影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2]唐振南著作，《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版于2003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于长沙。

[3]由张曙撰写，张爱茹主编的《邓小平与中苏关系》一书，已于2019年3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